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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历史经验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一九四○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一九四○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一九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征收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38)。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
  在军队的带动下,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鼓励他们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41)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42)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3)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44)“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45)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46)在这期间,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47)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要: 党外人士座谈会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其历史经验可总结为: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应定期举行,制度化;要虚心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党外人士座谈会要与谈心、个别协商等民主形式结合起来。抗战时期召开的一系列党外人士座谈会,为后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48)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②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
  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
  ⑩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43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8、809页。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1年11月10日。
  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23页。
  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页。
  ⒄《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页。
  ⒅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438页。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月。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对于共产党人来讲,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就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一定要学会善于同他们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是一个好办法。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在《关于宪政问题》中,他又指出:“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讲道:“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39页。)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党外人士座谈会,最初称为士绅座谈会,是一种会议性质的民主形式,始于抗战时期的抗日根据地,现在中央和地方每年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即源于此。1944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解放日报》发表了《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的社论,指出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的一种,各地应高度重视并举行此种会议。抗战时期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报纸和档案资料,试作分析和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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