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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传统对国家的认知及影响3016.com

  比利·戈雷厄姆牧师(Billy Graham,1918年11月7日-)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1950年,以格雷厄姆命名的布道协会成立,此后由他主领的布道会均被统称为"格雷厄姆布道大会"。

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五月花号公约》,还是美国独立宣言,基督教传统从其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社会、外交等诸多方面,时至今日基督教传统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在政治领域,基督教传统始终是左右美国政治走向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督教传统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国家利益始终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因此对美国基督教传统关于国家概念认知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教关系。 一、基督教传统对国家的认知 基督教传统对于美国社会的认知是以其信仰为基础,是在其信仰体系中认知国家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的基督教传统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但相同的是,对于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变化,基督教传统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 清教主义:“双国”理想奠基“政教分离” 清教主义始于16世纪下半叶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清教徒信仰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学说,不满国教改革的不彻底性,要求摒弃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式,提倡简朴生活。由于在英国遭受迫害,大批清教徒为了自由和清教主义的理想,远渡重洋移居荒凉的北美大陆。在新英格兰等地陆续建立殖民地,他们成为美国文化重要的奠基者,清教主义也成为现今美国主流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历史性元素。 在对国家的认知方面,清教主义深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坚持两个王国的理论,认为世俗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效率;而精神王国则是信徒们的理想所在,世俗政府的建设目标就是精神王国。这成为清教主义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信仰基础。在此基础上,清教徒“坚信基督是教会的头,政府和教会在上帝的主权下是两种不同的权柄。因此政府与教会相分离,成为两种并行的秩序(教会的权柄不会被看作是世俗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而人民在神圣的超验法则之下,保留有反抗一个世俗政府的最后的政治合法性。”[2]这就是清教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是美国立国的重要基础之一,也为美国后来独具特色的政教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清教徒虽然在人数上不占有绝对的多数,但是他们的思想具有先进性,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赞同。由于不想重蹈欧洲大陆的覆辙,清教徒选择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作为整个殖民地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教职人员在当时也参加政治活动,但他们多以精神导师和建议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但当遇到社会事务的问题时,清教神职人员则不会参与其中,即使涉及到宗教问题,也会交由地方政府或法庭来处理。这一时期的宗教与政治有着明确的界限,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教会,都严格遵守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包括宗教事务在内的日常事务都交由市民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来处理,神职人员在政治问题上显得小心翼翼。 当然,这样的一种政教关系也受到了质疑,有人就认为,由民选政府来处理宗教事务是对宗教的干涉,政教分离的原则应该是双方面的事情。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约1603-1683)就是质疑者中的代表之一。他在剑桥就读时成为一名清教徒,毕业后由于对英格兰教会的腐败不满,于1631年抵达了波士顿。在此之前,他的思想中就已经形成了政教分离的倾向,在看到马萨诸塞殖民地在宗教问题上过分顺从英国圣公会的现实后,他坚决认为这违背了清教徒为了宗教信仰移居北美的初衷。他坚决抵制政府插手宗教事务,并认为以政府的权力来规定民众的宗教行为或者支持教会的发展,是对于政教分离原则的严重破坏。威廉斯认为人人都应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就像人本身就是自由的一样,政府干预民众的宗教信仰是对信仰自由的破坏。他认为“基督的花园”应该与“现实的荒野”截然分开,而分开的方法就是建立“分离的高墙”。虽然像威廉斯这样的人被视为“异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真正推动了,甚至是实践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由于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组织,因此这样的政教模式显得极为珍贵。 大觉醒运动:宗教复兴推动社会变革 随着欧洲移民的不断增加,政教分离的原则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移民也拥有不同的宗教背景。早期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大多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在此之后来到北美殖民地的更多是寻求财富和利益。他们带来了欧洲更为先进的启蒙思想,同时也将北美殖民地变成了宗教多元化的地区,各类宗教寻求平等的发展,从而希望通过政教分离的方式进行相互制约。以清教主义为基础的“大觉醒运动”的爆发,使得这种愿望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 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是美国宗教史上四次基督教复兴运动的统称。虽然每一次大觉醒运动的具体内容、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是每一次都被认为是对基督新教改革精神的延续。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1926-)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第一次大觉醒时期的美国宗教认可了宗教复兴的热情,强调要转变信仰,对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进行了修改;在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美国宗教复兴表现为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与邪恶进行顽强的内部和外部斗争来获得上帝的恩典”[3],同时主张“美国人的使命是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一个上帝之国”[4];第三次大觉醒则从强调个人罪恶转向强调社会罪恶;“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大觉醒,是对当时社会堕落的反感而产生的,反对一切恶习和放纵行为,提倡高尚的道德观,注重个人责任感,辛勤工作又简单生活等。四次大觉醒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第一次大觉醒的成熟造成了反对英国皇室统治的美国大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大觉醒导致了反奴隶制运动的产生,并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第三次大觉醒导致了福利国家以及推进社会多元化政策的产生。第四次大觉醒进入了政治阶段,其中心任务是宗教改革。”[5]美国宗教历史上的大觉醒运动影响深远,其中包括不断变革的精神,以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现状不断重新审视的态度,使得基督教传统不但没有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反而成为美国社会变革的标志。 欧洲移民的开拓热情明显高于他们对宗教的虔诚,这使得教会陷入深深的危机。四次大觉醒运动都是在基督教内部或者现实社会中出现问题后发起的,是美国基督教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积极反应。“这一运动强调基督徒个人对上帝的皈依,认为教会成员身份并不重要。这一运动不仅打破了大多数家庭过去统一的信仰传统,更动摇了殖民地实行政教合一、压制其他宗教信仰的政策基础。该运动造就了一批赞成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宗教领袖。”[6] 在殖民地时期,大觉醒运动使得殖民地各宗教间增进了了解,促进了殖民地宗教信仰民主化的进程。而在美国建国以后,大觉醒运动使得美国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导向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例如禁酒运动、废除奴隶运动、抨击政府腐败行为、呼吁建立义务教育机制以及寻求女性的政治解放等等。这使得基督教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同时增强了其宗教信仰的宽容度。在一次次的社会运动过程中,美国的福音主义不断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人们开始更关注社会与人本身。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各种思潮也不断地汇入到大觉醒运动当中,形成了大觉醒运动不断发展、不断革新的特点,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20世纪的基督教政治神学:政治神学回应现实危机 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二战以后,人类对社会发展和自身的前途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此时的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其国内基督教发展势头强劲有数据表明,从1945年到1960年,短短15年间,仅教堂建设费用就从2600万美元增长为10.16亿美元[7],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基督教神学的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其中就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等人。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是美国新正统派福音主义神学的代表,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和社会活动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美国政治和外交,是美国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之一。尼布尔的理论核心是他关于人性的思考,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停留在学理层面上,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他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出来,其人性观理论也被很好的“移植”到其政治神学的观点之中,成为他的思想体系中十分为人称道,也是争论不断的部分。他将政治领域中的一些因素比喻为人本身,认为政治团体也会有“罪”,也需要“爱”,而政治领域的纷争需要用“正义”来调节和消除。由于自身的有限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需要人通过对他人的控制来消除,这种驾驭他人的力量在政治领域里就是权力。而由人组成的政治群体,在对内统治、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需要牢牢掌握权力这一群体性的工具。“一直到历史结束之前,政治都是良知与权力交战的领域,是人类生活中伦理与强制的因素相互渗透与暂时调和的领域。”[8]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理性与道德来维持,政治权力在其中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具体到现实政治问题,尼布尔的解决方案是民主政治。政府在权力运用方面的困惑是无法避免的,这需要民主政治去解决,社会开放与政府负责是民主政治解决困惑的基本条件。在国际政治范围内,尼布尔同样坚持正义的原则。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尼布尔有不少真知灼见,例如主张美国应遏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应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反对苏联的社会模式,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以牵制苏联;在战后成立一个由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组成的国际合作组织,发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美国应扶植德国经济尽快发展,以达到欧洲的均势局面;反对越南战争,凡此种种。这使得他对于美国当代基督教神学现实主义的理论论述更令人信服,也使他获得了“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神学家”的称号。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政治伦理学影响了一代神学家和政治家,后来更是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哲学依据,直到奥巴马政府都对他的理论推崇有加。 保罗·蒂利希是美国新正统神学家,被视为美国存在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他因希特勒的政治迫害而前往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蒂利希的思想深受欧洲存在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对于生存处境的真实描述。但是在新教信仰者的眼中,人类存在时的那份焦虑或是虚无感已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能否对于这样的困境给出有效的回应,这便是人类“存在的勇气”。人类的关怀是对于道德、伦理、品德的追求,而宗教是一切关怀中的极致关怀,因为它最抽象,需要最大的勇气去跨越理智的界限,因此是“终极关怀”,而基督教是这一切关怀中的“终极”。蒂利希把人道主义看作超越民主政治之上的一种新存在,一种来自上帝之国的诫命。他认为人可以创造神性,但这是一种渎神行为,这种渎神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对法和国家的偶像崇拜。如果美国宪法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绝对准则,那就是将有限的规定变为了无限的诫命,于是宪法本身便成了政治上的邪恶化身。在德国时,由于受到希特勒的迫害,蒂利希曾坚持宗教社会主义的主张,但到了美国之后蒂利希又转向了更为超验的人道主义,这使得蒂利希思想更具有精神层面的思考,摆脱了现实问题的纠结。 以尼布尔为代表的福音派神学和以蒂利希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神学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们为人们在社会转型期的政治苦恼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时期的美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欧洲移民的到来,神学思想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政教关系的认识更多的是思辨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巨大。20世纪以后,美国各种宗教派别层出不穷,各类思潮更是不断涌现。保守主义、福音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发挥着作用,单从基督教福音派的发展就可见一斑。美国福音派在20世纪的复兴运动和葛培理(William Franklin Graham,1918-)牧师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他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还是60年代的“耶稣革命”,都有葛培理的身影。1972年,在与尼克松总统一次关于犹太人控制媒体的密谈被曝光后,葛培理因深陷麻烦而作出道歉,从此,葛培理对于政治问题避而不谈。当然,福音派的影响并未因此而消除,只是其影响变得更为间接。从冷战开始,福音派由关注国内事务转向关注国际事务,出现了政治倾向上的变化。到了20世纪末,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反宗教迫害立法运动”到“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参与都显得极为活跃。对于国内而言,福音派推进了美国宗教伦理的的重建;对于国际而言,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当选总统几乎都是福音派基督徒,因此对外政策上都奉行福音派的政治主张和信仰,坚持以人权、尤其是宗教人权为主要议题参与国际事务,这使得福音派成为美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基督教传统对国家的影响 在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基督教的影响有着特殊的含义。无论是立国之本还是发展之道,美国的历史中充满着基督教的因素,基督教在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的多元主义避免了类似于欧洲的宗教与政治难于处理的纷繁关系,同时也有利于宗教自身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稳定。阿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说过:“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是政治设施中最为重要的设施。”[9] 基督教传统对美国政治理念的影响 美国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信仰的多元化,这样的状况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美国的民族主义从基督教教义及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无论是总统人选,还是宪法的制定,甚至是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建设,无不渗透着基督教的意蕴。从最初的移居新大陆,到后来的建立统一联邦,基督教传统对于美国政治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政教分离的重要理念。清教主义则是这一政教关系重要原则的主要思想来源,再加之来自于欧洲的民主主义,于是便形成了美国政教关系的雏形,契约和法律成为这一体制的最有力保障。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其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作为行政权力的集中代表,美国总统不但是权力的象征,同时更是美国公民的政治领袖。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是基督教新教教徒,而大多数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美国民众自然会对总统有一种宗教信仰上的认同。美国总统有时会将自身的信仰同执政时期的政治决策联系起来。美国总统麦金莱在任期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并且声称这是上帝的安排。而对于威尔逊总统而言,宗教生活是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生活严格按照基督教规定进行,他认为美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强大正是上帝所要求的,是美国社会的共同梦想。 法院作为美国的司法机构,通常会遇到基督教方面的案件,法院对于政教关系的认识就成为裁定案件性质的重要因素。各级法院在遇到基督教方面的具体案件时,通常会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评判标准。对于法院的审判,基督教各派通常都采取了遵守判决结果的态度,因为宪法被美国民众认为是共同的信仰,审判结果并不取决于信仰本身。 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对美国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国会议员的基督教信仰不但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更是他们的政治信仰基础。当信仰基督教的议员在国会中占大多数时,基督教信仰必然会影响国家的立法决策,而国会中的宗教利益集团同样也会影响议案的产生和表决结果。在决议时,每一位议员都会有自身的宗教立场,而每一个宗教利益集团又都希望有利于自身的决议被通过。这使得国会决议不再简单是一个立法程序,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宗教派别间的博弈。当然,作为国会议员,他们不可能完全听信自身的宗教信仰,他们要为自身的政治决策负责,而有些时候的宗教立场的表态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基督教传统对美国社会制度的影响 基督教在美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建立了相关的道德准则,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在新世纪伊始,基督教传统都为美国社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准则。基督教传统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调和,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够真正成为正直、善良、可靠的人,而这也是个人得到社会承认的基础。像自由、平等、互爱、尊重他人这样带有美国标签的道德准则都是源自基督教信仰,美国人认为这些优秀的品质都是依靠坚定的信仰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美国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而美国的宗教信仰又宣称是不受政治干扰的价值体系,这就为美国整个社会的道德提供了更大范围的认同。同时,基督教传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由此建立的道德标准每时每刻都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美国社会的道德准则更多的是来自于基督教传统,这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可,不仅是因为基督教传统在美国社会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因为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宽容。这一道德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受法律保护,人格由其拥有的权利来体现,强调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尊重个人隐私和自主权,重视程序法和自愿订立的契约,社会和国家要确保个人的自主性,减少对个人活动的限制,并最大限度地提供充分竞争的机会等等。美国社会的道德准则虽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因其与人们信仰的宗教紧密相连,而使得人们对道德的遵循更具有信仰的意味。由宗教衍生出来的道德,从内心深处有效地制约美国人的行为,影响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态度。 基督教传统在美国社会中随处可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例如美钞上印着“In god we trust”的字样;总统就职时,要手按《圣经》宣誓效忠美国,而这一过程要有牧师在场;在法庭作证,证人要举手向上帝宣誓所言不虚;在庄重仪式上都不忘说“God bless America”等等。小到婚姻关系,大到民族情结,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基督教传统的影子。 3.基督教传统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的基督教氛围浓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外交政策的制定同国内的主流政治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自身的政治倾向又受基督教思潮的影响较大,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的基督教思想动向。美国近几年的外交策略似乎总是带有侵略和扩张的性质,而这样的政治策略说明,美国国内的宗教思潮认为美国的对外扩张是一种神圣的战争,这被认为不但是其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同时更是上帝赋予美国人民的特殊使命。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介入,被认为是拯救整个世界的一种手段,这些外交行为都有着强烈的基督教信仰基础。美国对外的强势姿态也是其自认为信仰优越的表现,美国人认为基督教信仰是最为纯粹、最为神圣的信仰,而这一信仰也可以拯救全人类,虽然这一信仰还没有为全人类所一致接受,这也就成为美国对外侵略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信仰体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对此通常会采取比较极端的做法,例如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发动战争。而其他一些与基督教信仰存在差异的信仰体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则会采取文化输出和外交对话等形式。当然,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反对战争、反对扩张的宗教思潮,但这种声音相对于主流宗教思潮而言却显得十分微弱。宗教为美国的全世界扩张提供了神圣化、合法化的重要依据。 美国外交政策另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就是将基督教信仰自由的观念不断向其他国家输出。这种输出方式之一就是通过难民问题来实现,而这也正是各类宗教所提倡的。虽然难民问题由来已久,同时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争论,但是无论是宗教团体的主动行为,还是以政府的名义实施的救援行动,被帮助国的人民都会留下美国人民或美国的宗教团体曾帮助过他们的印象。借助难民问题宣传自身宗教价值,宗教社团对此态度积极,并且能够得到政府的拨款以加强自身的发展。另一种输出方式就是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宣传自身的宗教价值。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人的价值要被充分地尊重,“异教徒”是急需拯救的。“落后地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对人权进行有效的保障,而这是美国人所不愿见到的。“这种源于宗教观的使命感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史中经常可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中的一大特色。在美国社会,宗教思想塑造了美国人的道德价值观,而使命感又把这种道德价值观向外输出。”[10] 三、基督教传统在美国政治领域中的地位 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基督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一直保持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确立于清教徒踏上北美大陆之时,形成于清教主义盛行之际,最后表现为以WASP为特征的民族认同。基督教传统不仅成为殖民地社会得以构建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塑造了当今美国的政治观念、商业关系、家庭生活乃至个人行为的细节。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这句话是说,人的生活由两部分组成,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也就是要分开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换言之,要将政治(即恺撒--肉体生活--世俗权力)和宗教(上帝--精神生活--精神权力)分开处理。

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五月花号公约》,还是美国独立宣言,基督教传统从其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社会、外交等诸多方面,时至今日基督教传统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在政治领域,基督教传统始终是左右美国政治走向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督教传统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国家利益始终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因此对美国基督教传统关于国家概念认知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教关系。

  芒博-琼博(mumbo jumbo)西非某些部落里的守护神,附身于带假面的巫医,能驱邪并能使妇女事事顺从。

尽管基督教传统并不是美国政治文化形成的唯一影响要素和动力来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以系统的宗教教义和自治的宗教组织在美国构建了以清教主义为特征的市民社会,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价值观念、伦理支撑和思维模式等基本内容,是影响美国政治文化形成的关键要素。“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政治的基本依托。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和探索美国宗教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是我们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的基础和钥匙。”[3016.com,11]

[1]本文为“十六世纪以来欧美宗教与国家关系演变及经验得失”课题的部分成果。课题总负责人为张训谋,课题组成员有:雷丽华、宋明军、孙家宝、董栋、谢荣谦等。 [2] [美]凯利:《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王怡、李玉臻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56页。 [3][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26页。 [4] 同上,27页。 [5] 同上,11页。 [6] 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200页。 [7] 刘绪贻,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637页。 [8]R·尼布尔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9]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39页。 [10]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11]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基督教联盟" 由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的派特·罗伯逊牧师成立于1989年。它的宗旨是从基层做起,培训并把重家庭观念的基督徒候选人选入政府,并通过这些当选的官员和议员控制共和党的议事日程,并利用该党左右国家的政策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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