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金莎娱乐官网_3016.com

享受更好的游戏世界,澳门金莎娱乐官网_3016.com感恩大回馈只要您每天达到规定投注限额,所以说选择澳门金莎娱乐官网_3016.com进行娱乐是你明智的选择,所以说选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陈伯达传: 第十九章“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

  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书作者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历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

  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

  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

  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据王力回忆: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

  此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抗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

  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

  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面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

  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江青呢?她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她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对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

  《战火中的青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哥俩好》——写中间人物!充满了低级趣味!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满人性论。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

  《花好月圆》——片名就没有阶级斗争!写多角恋爱,太低级。

  《五朵金花》——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也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

  《雷锋》——影片中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错误。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

  《红霞》——宣扬假投降、美人计。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

  《人民的巨掌》——为反革命杨帆翻案。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宣扬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江青的几句话,便把电影界说成一团漆黑。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

  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

  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

  滴水洞里的沉思

  六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光景,三辆小轿车、一辆大客车,忽地鱼贯进入湖南韶山的一个山谷里。四周实行了严密的警戒,闲人莫入。

  从车上下来身材伟岸的人物,一望而知是毛泽东。在“横扫一切牛充蛇神”口号声震天动地、“文革”之火席卷华夏之际,毛泽东居然来到故乡的山间过着“隐居”生活!

  那个山谷,人称“滴水洞”。其实,那只是因为附近有个小山洞,不论晴天或下雨,总在滴水,因此得名。后来,修水库时,人们把这小山洞填掉了,可是仍习惯地称那山谷为“滴水洞”。

  滴水洞是由龙头山(南)、黄峰山(北)、牛形山(西)三山环抱而成,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毛泽东对于滴水洞,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这里。后来,他的祖父同伯祖父分家,他的祖父迁往韶山冲上屋场安家——如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毛泽东故居,便是上屋场毛泽东祖父的房子。毛泽东是在那里出生的。上屋场离滴水洞大约四公里。毛泽东小时候在这儿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他到外婆家,要打这儿经过。他的祖父、祖母的墓,也建在这里后山的虎歇坪上。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泽东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着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一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一亿元,兴建了三栋楼:一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

  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这个“二○三工程”从一九六○年动工,到一九六二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

  足足等了四年,这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他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十六日到达长沙,十七日到达滴水洞。

  陪同毛泽东此行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柯①。张耀词是江西瑞金沙洲坝人,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沙洲坝,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而张耀饲则在政府门口站岗……他的名字,在“文革”中常被写成“张耀词”,据他告诉笔者,那是江青给他改的,据云“光宗耀祠”乃是“封建意识”。如今,他仍用原名。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成都采访张耀祠。

  毛泽东下榻于一号楼。那是一幢灰顶青瓦白墙的小楼。跟毛泽东的卧室相通,有一套完全一样的房间,只不过卫生间里的澡盆不是白色而是紫红色的,据云那是设计者们为江青.准备的。江青却没有来,内中的原因不知是毛泽东不让她来(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在长沙,江青到长沙,后曾希望去滴水洞,毛泽东劝她道“你不要去”②),也不知还是江青忌讳到了韶山,当地人总要提起杨开慧。

  ②《花地》,一九八九年五期,金振林,《毛泽东隐踪之谜》。毛泽东对江青说:“你不要去,你去了,那里不得安静。那是我要去住的地方。”

  在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和一位男服务员小周。郭国群二十三岁,湖南邵阳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从长沙来此照料毛泽东。小周是毛泽东的理发师,也兼生活照料。张玉凤则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随毛泽东来此。

  张玉凤二十二岁,能够成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纯属偶然。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十四岁那年,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正遇上铁路局招工,就去试试看,考上了。于是,她成为铁路客运列车的列车员。

  一九六○年冬,铁道部要调一批列车员到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上。这样,她被调进北京。这时的她,还不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

  上了专列,她才明白那是首长和外国国家元首乘坐的专门列车。这时的她,每月工资不过三十二元而已。先是在别的专列上工作。没多久,她被调往毛泽东专列上工作。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毛泽东会坐在这趟列车上。直至专列抵达蚌埠,毛泽东跟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张玉凤肯吃苦,工作认真细致。她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了两年之后,一天,汪东兴带她去见毛泽东,这是她头一回跟毛泽东交谈。她的心中颇为紧张。

  一见面,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汪东兴见她神情紧张,就代她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她的名字三个字怎么写。说着,拿起铅笔和纸,让她写下来。

  张玉凤怕自己的字写不好,就答道:“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

  毛泽东手中正拿着笔和纸,就随手记下了她的名字。

  头一回的交谈,没几句,就结束了。

  张玉凤走后,汪东兴发觉那张写了“张玉凤”三个字的纸上,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汪东兴便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否把张玉凤调至毛泽东的车厢当服务员。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样,张玉凤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张玉凤同时调至毛泽东车厢的,还有一位老大姐。

  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张玉凤随行。据云,汪东兴考虑到毛泽东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而张玉凤水性甚好,也是要张玉凤同行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

  “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

  ‘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往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①①赵景云,《灵秀聚钟人莫识—一韶山滴水洞印象》,《文艺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槁,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七月八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

  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本文由3016.com发布于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陈伯达传: 第十九章“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