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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途中的摄影故事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征途”。“解码”是其中的第一组报道。

红25军和陕甘红军在永平举行会师联欢会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由于条件艰苦,自身顾及不到摄影工作,但条件稍有好转,红军还是请县城的照相馆或流动的照相师为部队拍照片。红军长征途中拍摄了一些照片,可保存至今的照片并不多,这些照片作为红军长征的文献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红二方面军部分人员长征途中于贵州大定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之前,红一军团战士苏静负责摄影工作,他也是我军最早兼职的摄影工作者。苏静年轻时曾在海外学过照相技术,参加红军后,组织上交给他一台从敌军缴获的相机,《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给红军学员们讲话》这张照片就是苏静拍摄的。胶卷还未来得及冲洗,苏静就背着相机和未冲洗的胶卷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攻克遵义后,他在县城的一家照相馆冲洗了胶卷,可这家照相馆只能冲洗不能印放,苏静只好背着底片继续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到陕北又等了一年,直等到“西安事变”以后,红军的条件得以改善,苏静才在陕西三原县的一家照相馆里印制成照片。这张照片从拍摄到冲洗底片再到印制成照片,历经三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红军的摄影工作者对待摄影认真态度与执着精神。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部分干部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攻占了甘肃的两当县城,军参谋长戴季英看到县城内有一家由叔侄俩开的照相馆,就把叔侄俩请到部队来,让他们背着体大笨拙木制外拍机随军行动,沿途为部队照相。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也到达永坪,三军胜利会师;18日,在永坪石油厂广场,举行军民万人大联欢,随军摄影师为部队拍摄了多张照片,其中有《红二十五军伤员与七名女战士渡渭河》,《红二十五军部分领导人合影》,以及《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永坪会师合影》等照片。红小鬼歌舞队 苏静摄1935年11月29日,红二方面军攻占了湖南新化城,红军请当地的照相馆,为肖克、王震、夏曦等领导同志拍摄了《我军南征胜利占领新化城纪念》的照片。1936年2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占领了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为了做好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红军开展了民族平等和部队纪律的教育。部队还派宣传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开展工作,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少数民族群众了解红军。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派人深入到大定县八堡六寨,组建苗族的独立团。独立团成立当天,王震接见了独立团的领导成员,还请来当地的照相馆为大家合影留念,《王震与苗族同胞》这张照片就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为团结少数民族群众的真实写照。王震和欢迎红军的贵州苗族群众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为了轻装行军,曾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找地方存下,苏静犹豫再三还是舍不得丢下心爱的照相机,他除了背着必要的装备之外,还要背着照相机。除他之外,红军战士耿飚也背着一台柯达鹰眼照相机走过长征路,这台相机的背面刻有耿飚的名字。红军长征途中也缴获过敌军的照相器材,其中包括胶卷,但胶卷的规格与苏静、耿飚的相机型号并不匹配。也就是说,红军长征仍保留着摄影工具照相机,只是不具备拍摄的必要条件。我军南征胜利占领新化城纪念 当地照相馆摄红军长征途中所拍摄的照片,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支援,依靠各地照相馆和流动的照相师的协助。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认真执行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维护当地治安,鼓励照相馆继续营业,红军每次照相都是先付费后照相,从不拖欠照相馆的钱款,各地照相馆自然乐于为红军提供照相服务。美国女作家韦尔斯为了撰写《续西行漫记》一书,曾专题访问了康克清同志,康克清向她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的一些故事,还赠送她一张红军过草地时拍的照片,康克清说:“这张照片是长征中经过大草地时拍的,现在特送给你,我们在长征中很难得拍一张照片,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康克清同志赠送韦尔斯红军过草地的照片,也是唯一一张红军过草地的照片。朱总司令给红军机枪训练班讲话 苏静摄红军长征胜利后,在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大批青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有的青年是带着照相机来的,在此期间,红军曾派人从西安买了一批胶卷,有了这些物质的保障,红军的摄影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在此之前,红军在长征途中所有的照片,包括红军到达陕北胜利会师的合影照片,几乎都是照相馆或流动的照相师拍摄的,所以说,为红军长征留影存真的照相馆和流动摄影师功不可没。红25军部分重伤员与7名女战士渡过渭河合影 当地照相馆摄

长征故事讲了数十年,仿佛大家对它已很是熟稔。但若真的追问起来,那历史深处的隐秘细节,那细节背后的春秋大义,我们真的都已了然于胸了吗?

现在,让我们重拾赤子之好奇,追随先辈的步履,重新踏上长征之旅,亲手打开一个个问号。

家家当红军,户户出烈士。

这在赣南原中央苏区的几个核心县域,是个形象而真实的写照。那个年代,我家的情况亦不例外。

当年,红色风暴席卷赣南,遍及山乡村野。红色风暴,首先是大脑风暴,使山乡村民的生活,尤其是观念,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情景是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难以理解的。

父亲在长征中如何遇险,又如何遇救?

我的故乡,在偏僻的宁都县黄石乡黄村村塔下村小组,父亲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父亲排行老三。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三兄弟加上一个妹夫,统统都参加了红军,并且有两个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从小早出晚归放鸭、做“肩担客”的经历,练就了他的铁脚板、铁肩头,养成了能熬、能饿、能走的坚毅性格。长征途中,许多战士实在走不动,拿步枪当拐杖支撑着行军,父亲却一直扛着沉重的机枪,走完了长征路。他的履历上记载:历任中央警卫团机枪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由于长年累月肩扛机枪,他左肩膀高右肩膀低,整个身体终生定格成为倾斜状态。

回忆长征,父亲就会说起他的4次遇险,4次被救。

第一次历险,是在于都集结。听说部队要开往很远的地方作战,班里的几个老乡担心以后回来不认识路,相约在后半夜放哨时一起逃跑。不料,前半夜没过,连队就被大呼小叫的嘈杂声惊醒。原来,有几个战士逃跑,其中一人在野外被眼镜蛇咬伤。人抬回来还没有死,尖锐地叫喊救命,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救命,就那么活活地看着他在痉挛、抽搐中渐渐断气。父亲一伙人吓得脸色铁青,直吐舌头,暗自庆幸。那次,正是逃跑不成被蛇咬死的战士,成全了父亲的长征。

第二次遇险是过雪山。父亲扛着机枪连续不停地行军,又累又饥又冷,加上空气稀薄,头晕目眩,一阵阵虚脱困乏的感觉涌上来。想歇一脚的愿望越来越强,哪怕是只歇息一脚。这时,瞧见路边上有一块石头,恰巧一个红军战士早坐在那儿。父亲不假思索很自然地就靠过去,一坐下那人就被碰倒了。“匡——”地一下,掷地有声。一触摸,那人早已冻僵,成为硬硬的一坨冰。父亲吓一跳,立起来就走,那个牺牲的战士又救了父亲一命。

第三次历险发生在过草地。草地很阴险,一望无际的碧绿似硕大无比的地毯,十分可爱。可是一脚踩去,人就陷入水里,脚底下软软的“咕噜”涌出一包黑水来,发出难闻的腐臭味,令人窒息。水是毒液,淡黄色,黑色,不能喝,喝了会中毒。如果腿脚上有伤,浸在水里就一定会发生腐烂。战士们天天行军,基本上每个人腿脚上都有伤。父亲的脚有点磨破皮,原本不算什么伤,可踩入草地就开始烂脚趾头,而且一烂就烂了一年多。草地的阴险,还在于其居心叵测。没人走过的地方,要多加提防;有人走过的路,也要小心翼翼。走着走着,脚下突然冒出个陷阱来,就得赶紧卧倒顺势打几个滚,滚过去。稍微犹豫就会陷入泥淖,越挣扎越陷越深。别人也很难施救,没有工具也没有力气,往往施救的人也一并陷入没顶之灾。父亲也遭遇了一次草地陷阱,因为他是中央警卫团机枪排长,扛着一挺机枪。机枪在战斗中太重要了,是决不允许丢失的。战士们扑过去一个拽一个,拽着机枪把他从泥淖中拽上来了。

第四次遇险仍然是在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时,情景特别悲惨:一路上连野菜、草根都被前头部队吃光。路旁能看到一具具倒毙的战士,有的尸体已经腐烂,爬满了蛆虫。要活命总得要吃呀,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一切为了活命。可是,草地上除了有毒的菌菇,有毒的水,什么也没有。入眼的只是一堆堆粪便:有牛、马和人留下的粪便。饥饿难忍,困顿交加,实在没有办法就得“吃二道”。所谓“吃二道”,就是扒开牛、马以及先头部队的粪便,寻找未消化的青稞,洗一洗煮了再吃。可无论怎么洗,仍然还有一股臭味。有的战士就是因为嫌弃不吃,无法补充体力而牺牲了。吃草根、树皮,“吃二道”,父亲曾说:“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人就要还原成为动物。还原为动物并不就是动物,是人的智慧、信念所支撑!”

没能跟上队伍怎么办?

大伯父郭志发、二伯父郭志油,1929年便先后参加了红军。那时,参军往往就直接是参战,没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训练。两个伯父一参军便扛着梭镖出发,加入了攻打长汀的战斗。黄石乡自古以来是个尚武之地,大村庄都聘有武师,农闲时节摆擂、设场传授弟子。大伯父、二伯父也都跟在旁边练过几年腿脚,手上功夫不错。

说到打仗,跃跃欲试,在战斗中两个伯父都十分勇敢,手持梭镖横冲直撞。尤其是大伯父功夫好,腿脚快,总是冲在前面。不料,冲得再快也没有子弹快,大伯父一个跟斗栽倒在地,血水从腰间涌出,浸透了衣服。红军医院刚刚成立,设备落后,大伯父久伤不愈,转而回家养伤。二伯父水土不服,在部队患疟疾一直不见好转,后来回家治疗也是时好时发,几年后才痊愈。两个伯父伤愈病好后,元气大损,再也雄健不起来了。虽然又参加过一些军事活动,却是赤卫队那种不脱产的地方武装。

姑姑名叫郭满女子,长得蛮标致,可惜自小缠脚,是个小脚女人。三寸金莲,行动很不方便,只能参加一些活动量不大,打草鞋、织袜底的手工活动,慰问红军。但是,她也参加了扩红,就是唱着“送我情郎当红军”的山歌,把自己的丈夫扩进了红军。

姑父黄宜捷,1913年出生,参加红军前学过裁缝。他个子小,人也十分机灵,可惜万里长征只差一步。部队到达陕北,与敌人的骑兵作战时负伤,领导将他安置在当地村民家里。长征中,被疏散和掉队都是最危险的事,十有七八都会被追敌或当地民团杀害。姑父伤情稍稍转好便赶紧离开,一边问路,一边打探部队消息。因为找不到部队,一路做裁缝换饭吃,换点钱治病,一路做裁缝慢慢向家的方向行走。用了近一年时间返回宁都,回家后也一直做裁缝,生有二子一女。解放后,地方政府曾动员姑父出来参加工作,他有些犹豫不决,觉得已经习惯了裁缝生活,主要因为做裁缝较殷实。后来,姑父那段长征经历得到组织认可,被唤作“半长征”,一直享受失散红军待遇,直至1996年病逝。

兄弟命运如何在长征路上交错?

岳父原名叫肖先和,他有个哥哥名叫肖先洪,岳父的哥哥我仍叫伯父。岳父的老家在宁都县会同乡南坑村,一个叫雾头山的自然村。伯父肖先洪1927年便参加了红军,很奇怪,红军的影响在那么早就到达了那么偏僻的地方。伯父肖先洪参加红军后,经历了一、二、三次反“围剿”。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腿部负伤,回到家乡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的情况是,伤愈的战士必须返回部队,否则,地方政府的扩红队会来催促。催促几次后,恋妻的伯父决定归队。归队前,他在饭桌上当着父母的面向弟弟肖先和交代后事,说:“我去归队肯定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那么,我归队后,你嫂嫂就给你做老婆,以后由你来照顾她,完成传宗接代的事情。”

将哥哥的老婆给弟弟做老婆,这在当地叫做“转婚”。穷苦人家讨不起老婆,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也算是一种办法。

肖先和一听很不乐意,他性情火爆与性格急躁的嫂子针尖对麦芒,从来都是顶牛、吵口、打斗的,立即站起来反对:“我不要嫂子做老婆,我嫌死了她。”

岳父的小名叫做“蛮牯佬”,特指其性格犟,谁的话也听不进。事情僵住了,可伯父立即就要出征,问题总得解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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