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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绍纲35年目睹文坛:曾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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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绍纲:35年目睹之文坛现状

中国作家协会有两处创作之家。一处是上世纪80年代建在杭州灵隐寺景区的北高峰山下茶园里的占地不足一亩的一幢二层小楼,玲珑精巧,静谥温馨,与西子湖遥遥呼应,是“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的绝佳之处。一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戴河筹建的中国作家疗养所。疗养所所在地原是一幢日式别墅,为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政府所有。经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同志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联系,区政府同意把安一路12号、占地7亩的东院拨给文学工作者协会作作家疗养所。后来,占地2亩的西院也被纳入进来,于是,便有了占地9亩的中国作家疗养所。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作家疗养所被当地的仪表厂占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作协才赎回作家疗养所,并改名为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

“过去的文坛和现在不同,常常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斗争不断。而我这一生,就为这些文坛大家服务了。”

中国作家疗养所院内只有一幢木质的家居二层小楼,靠北边院墙还有几间平房。整个疗养所全年只有一位固定的工作人员赵秀文。他除了负责来“疗养”的作家的饮食起居外,还负责看护小楼周围四五亩空地上种植的苹果树。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管家,给作家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次和我同行的小珊大姐告诉我,她那时在作协工作,秋天都能分到赵秀文从北戴河送去的20多个苹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我从有限的资料上看到,来过北戴河作家疗养所疗养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曹禺、刘白羽、萧三、丁玲、罗烽、舒群、周立波、杨朔等,这里简直是鸿儒巨匠的集聚地。我由此常常联想到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何陋之有?”我有幸看到罗烽在1953年至1955年在北戴河留下的日记残篇。他在一篇日记里列下了自己的时间表:6点起床,7点至12点创作,12点至下午2点午饭和午睡,下午2点至5点读书,晚上6点晚饭, 6点半至8点半散步、游戏、聊天、读报,10点就寝。他还列了读书目录,有《外交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静静的顿河》《联共党史》等。他还规定自己一周要几次去访问渔民生活,并有详细的创作安排。他的长篇小说《划时代》、电影文学脚本《时间向东流》《官厅水库建设》的详细提纲,以及短篇小说《迁移》等,就是在疗养所完成的。他和刘白羽、周立波去洗海澡的路上,还忘情地朗诵诗作,那份快乐,我也仿佛受到感染。

1956年6月的一天,28岁的林绍纲从中南大区文化机关调进中国作家协会,来到北京市东总布胡同22号报到。

由罗烽的日记,我突然想起丁宁大姐曾对我讲过她和杨朔住在疗养所时杨朔创作《荔枝蜜》的情景。杨朔的《荔枝蜜》结构精巧,写人状物诗意浓浓。他的语言像诗一样精凝,富有音乐的质感。《荔枝蜜》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寄情劳动人民的高尚情操。这对当时刚刚入伍的我无疑是潜移默化的引领。

从此,除了“文革”中一个短暂时期,他从未离开作协,直到1991年退休。

作家疗养所从1953年启用,到1965年停办。虽然像历史的一页翻了过去,但那些作家留下的雪泥鸿爪却像文学的丰碑,永远高高地耸立在那里!

“过去的文坛和现在不同,常常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斗争不断。而我这一生,就为这些文坛大家服务了。”

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暖,祖国迎来第二个春天,遭受“文革”洗劫的中国作协逐步恢复工作。

东总布胡同22号

1984年前后,中国作协派人去走访了河北省和秦皇岛市有关政府部门。经过调查核实,北戴河仪表厂须从占用的中国作家疗养所院内迁出,但河北省政府提出作协要一次付给仪表厂搬迁费90万元。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支持下这笔经费得到解决。北戴河安一路9号院回归作协。

每天早上8点,林绍纲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东总布胡同22号的作协大院。中国作协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全国文协”,1953年改为现名。

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后,党组书记处决定北戴河疗养所更名为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由服务中心和办公室具体负责房屋的修缮,由办公室和创联部协商对会员的安排和接待。

从红漆大门进去,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豪华三进院落。穿过前院迎面假山中间的月亮门,是一座四合院,七间北房,东西各四间厢房。再后面是一个种满花草树木的院子,主楼是一座绿色琉璃瓦顶的三层楼房。整个院落由木质雕花回廊连接。

中国作协经与北戴河海滩宾馆相商,调其服务科副科长李记到创作之家负责管理工作。李记到位后,又先后从当地调进四位同志,分别负责保卫、财会、食堂、客房服务等工作。院内惟一的一幢日式小楼经过简单的修缮后,机关的几位同志先去试住。我扶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上到二层,走在楼板上还感到脚下颤悠,于是,接待全国会员的念头被打消。后来,作协调整经费,把这幢日式危楼拆除进行了改建。1986年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由张光年和唐达成揭幕正式挂牌,开始分期分批接待全国会员。1990年代初,创作之家的设备虽然还很简陋,但给去过那里的王蒙、陆文夫、李凖、黎辛、宗璞等同志还是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

北洋军阀时期,这里是北宁铁路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成了日本宪兵队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国民党“励志社”的所在地。因为当年铁路局局长在这里自杀,这座大院被人称为北京“四大凶宅”之一。

1993年,我已由作协办公厅调往鲁迅文学院工作。暑期我应战友之邀携家人到北戴河休假,住在部队的疗养院。我抽时间去走访创作之家,正赶上贾平凹在那里小住。我们聊得很开心。经我建议,在李记张罗下,贾平凹给创作之家的每个同志各写一幅字。我和女儿也各得其一件。贾平凹给我写的是“海风山骨”,送给女儿的是“宁静致远”。他没有随身带印章,大家颇觉遗憾。贾平凹虽木纳不善言,但聪慧过人,只见他胸有成竹地从李记手里接过一瓶红墨水,在每幅字他署名的下方“画”上一方印章,在场的人欢呼雀跃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东总布胡同22号既是作协机关所在地,也是一些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宿舍,艾青、陈企霞、邵荃麟、张天翼、沙汀、严文井都住在这里。大院里,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不称呼职务。

这次我随作协的老同志到北戴河消暑,看到我住的二号楼的走廊里悬挂着23年前我和贾平凹的合影。我站在那张合影前,思绪翻江倒海,不能平静。1993年,贾平凹出版了长篇小说《废都》,并在京举行了首发式。但很快就被封杀,而1997年又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又过10年,此书解封,又被炒得沸沸扬扬。悲也?喜也?这只有贾平凹自己心知肚明!我看着照片上的我,回观眼前的我,禁不住哼出一首打油诗:“一张旧影感流年,二十三年弹指间。岁月不知老将至,蓦然两鬓雪斑斑。”

作协机关除担任行政职务者之外,还有专职写作的驻会作家20多人,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冰心、白朗、罗烽、艾芜、赵树理都在其中。

进入2000年,经过几次翻建和精心绿化的北戴河创作之家,以她高华的气质和绰约的风姿,迎接着全国各地的作家。

驻会作家的待遇很高,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待遇。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靠行政八级(刘白羽等作协领导为行政八级),工资收入更高,在300元以上。

10多年来,于辉带领着创作之家的工作人员,把北戴河创作之家打理成了花园式的庭院。从大门口到一号楼的右侧,是王蒙题写的“清悦”景苑。她的上方是由十几棵松树组成的松台,在郁郁葱葱的绿荫下,置放着可供人们聊天饮茶的铁制桌凳。下方是由松台跌落的瀑布推动的水车小池,池里绽放着亮丽的荷花。池水经小渠穿过一块袖珍的草坪,在一个亭榭处折个弯,又绕过一个长有荷花和菖蒲的小池,便无声无息地渗入地下。坐在松树下或亭榭里,在荷花辉映下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和悠悠的蝉鸣。清风徐来,人们仿佛陶醉在天籁里。清悦苑的左上方便是由日式小楼改建的一号楼。一号楼正面的院墙上是巴老题写的“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走进自动门,接待前台的右侧墙上悬挂着苏彦斌的巨幅迎客松画图,左侧的墙上悬挂着见诸巴老日记里的一段话:“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着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提倡讲真话。”这正是每一个作家应有的情操和境界。在走廊的墙壁上精巧有致地悬挂着作家的书画作品和创作之家有关活动的照片。置身在这样的走廊里,仿佛老朋友向你迎面走来,你会感到浓浓的文化意蕴和脉脉含蕴的温馨。

那时,稿费学习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著名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元的稿酬。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就一万多,赵树理、丁玲、杨朔、萧殷等几位作家都买了房子。艾青的稿费比较高,一发稿费就请大家吃饭,一桌也不过百八十块。不过,普通作家一本书的稿酬很少上万的。

我这次住在二号楼。二号楼是3年前翻建的。接待前台的墙壁上悬挂着苏彦斌画的一幅蜀地山水图。这次同去的苏彦斌用一周的时间又精心绘制了一幅“万里长城又一春”的8尺巨图,拟取代以前画的那幅。苏彦斌的奉献受到同志们的交口称赞。新扩建的二号楼房间宽敞明亮,走廊的装饰和一号楼一样,是作家书画的艺术展廊。楼前有两棵硕大无朋、绿荫匝地的核桃树。据说它们经风沐雨,已有100多岁,是安一路9号院历史的见证老人。树下也放置了铁制的桌凳,人们在树下谈天说地,论文议道,仿佛从历经沧桑的老树身上感悟到什么。芮龙生留在创作之家的一首诗这样写道:“难得镇日只休闲,畅浴海风看海船。雅兴归来犹未尽,核桃树下好参禅。”

驻会作家出差和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协报销。创作期间生活上遇到困难,可向作协的创作委员会申请创作基金。但这种情况较少,作协当时的财政也并不宽裕。

北戴河创作之家从正式挂牌接待到现在,已接待一万多人次。他们有诗坛泰斗、文坛巨擘,也有刚露头角的新秀和勤勤恳恳为文学事业服务的工作者。他们在创作之家小住,都留有珍贵的墨宝,其中不乏有铁板铜琶的豪情抒发,有轻丝柔曼的婉约低吟,有追梦的畅想,有切磋的商榷,有对祖国的歌颂,有对创作之家的赠言。有人说,创作之家是以文会友的圣地,这样说并不为过。正如2014年第一期度假会员集体署名对创作之家的赠言所云:“我家爱我,我爱我家。”

颐和园的云松巢是中央特批给作协的创作休养地,只有几间房。丁玲曾在那住过一段时间。1951年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卿陪毛泽东来云松巢看望了她。另一处休养地是北京西山八大处的证果寺,这是北京市无偿划拨给作协的。禅房被改成单间宿舍,供作家写作、休养。

我这次是作为机关离退休同志到北戴河消暑的。我站在创作之家花园式的庭院里,回顾几十年来这里发生的变化,仿佛翻阅着一部立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跌宕起伏,斑斓多彩。我看着院里树下花旁人们欢快地交谈着,更是心潮澎湃,便即兴口占一绝:“溪水淙淙松柏青,荷花灼灼向阳红。鸿儒雅客齐相聚,宾至如归和瑟鸣!”

3016.com,1955年之前,作协有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作家不坐班,每周只参加三天半的政治学习。周六晚饭后,文艺界的人爱到22号院来,交流文学艺术,讨论新闻时事,唱歌、下棋、聊天。

早些年,创作委员会每周最少举办两次作品讨论会。后来运动多起来,也会间歇举办。作协主席茅盾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老舍挂名作协副主席,但行政关系在北京市文联,只是偶尔来参加。有一段时间,老舍和曹禺都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关系看起来格外好。老舍常常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摇着折扇走进会议室,跟大家打招呼,有时还会做个鬼脸。他喜欢和曹禺开玩笑,一句一个“家宝”:“家宝,你还记得那年我们相约去看曹雪芹纪念展你迟到的事吗?”

1957年初,作协机关搬到王府大街64号,东总布胡同22号院改为用来存放图书和招待宾客。

作协领导

林绍纲调到作协时,邵荃麟是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郭小川为副书记(后任命严文井为副书记)。郭小川兼任作协秘书长,副秘书长两位,黎辛分管党务人事,张僖分管行政。

通州人刘白羽有一种北京遗老遗少的派头,夏天穿一身白色丝绸,戴时髦的遮阳礼帽,手里摇一把白色折扇。开会讲话时一口京腔,情绪饱满,极富煽动性。他的讲话一般内容简练,不像周扬能一口气脱稿讲四个钟头。

严文井不大参与日常事务,听汇报或者批阅公文通常只谈原则,不给具体意见。他爱猫,最多时家里养过七只。他喜欢西洋音乐,常去琉璃厂淘唱片,家里有几百张奏鸣曲和交响乐的唱片。开会时,他常偷偷给人画肖像,好友张天翼、赵树理经常成为他的素材。

他生性诙谐,个性外向不设防,宴请外宾时,谈完正事之后喜欢讲故事。长相俊美的单身汉杨朔总成为严文井开玩笑的对象,如果席间坐着日本作家,他就会请人给杨朔介绍日本女孩做妻子,总是弄得杨朔很尴尬。

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旁人的发言都很激烈,严文井却站起来说:“陈明配不上丁玲。”招致哄堂大笑,批判也进行不下去了。

38岁就当上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年轻时髦,上班经常穿灰色西装,系红领带。他性格开朗天真,几乎和任何人都能一见如故。虽然不用坐班,但他基本上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来作协。

负责外事工作的杨朔是林绍纲的直接领导,林绍纲经常去杨朔家请示汇报。

杨朔住在一所狭窄的平房里,这是他用稿费买的,格局不好,光线很暗。他终身未婚,和弟弟一家住在这里,自己的生活由一位保姆照顾。他常西装革履,虽然也时常开开玩笑,但与人相处总有一点隔阂感。

林绍纲来时,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寒暄几句,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头疼,离不开安眠药。听汇报时,他有时走神,眼睛发直,边点头边嗯嗯。他的工作压力很大,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很难辨认。每次看他的批阅,林绍纲都有点头疼。

作协的外事

作协设有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等机构,还编辑出版《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等刊物。外国文学委员会的职责是与国外作家进行联络和交往,向国外推介作品,开展“民间外交”。

外委会主任为萧三,副主任杨朔、陈白尘。林绍纲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手下有十多位精通各种小语种的职员。

1958年后,亚非作家在国际上活跃起来。根据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要求,成立了中国作家联络委员会,茅盾担任主席,刘白羽担任副主席,杨朔任秘书长。

每次外国作家来访,都由外委会负责安排,邀请与来访者身份地位和作品知名度相当的国内作家会见。

茅盾、严文井、巴金、冰心、叶君健都是外事活动的常客。很多小说家口才一般,不善于应付外事场合,外委会通常不敢邀请。姚雪垠是个例外,他参与外事活动灵活得体,比较活跃。

当时外国作家经常点名求见赵树理,但林绍纲邀请他时总是被拒绝。一次,他终于答应了,穿着布鞋、胡子拉碴地随团出访,住宾馆非硬板床不睡,只好让他锁上门睡地板。别人在台上讲话,他不爱听了就去洗手抽烟,边哼哼山西上党梆子。看晚会总是睡着,甚至打起呼噜。

林绍纲近百次陪同作协副主席巴金参加活动。巴金说话声音不大,发言稿多是亲自起草。他从来不领工资,一直靠稿费生活,在作家中几乎独一无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是外国尤其是日本作家代表团来访,作协也会邀请国务院外事办负责人廖承志会见或参加宴请。

去国外出访,名单由作协领导提出。

“刘白羽当时在作协几乎说一不二。巴金和刘白羽一同出访,虽然巴金是代表团团长,但也会听刘白羽的。”林绍纲说。

外委会也会对名单提出建议。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苏激烈论战,文艺界来往也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所以选派作家以政治性为第一考虑。外委会一致认为,诗人李季和陕西作家王汶石是最合适的人选。

每次出访,林绍纲要组织人员为代表团成员订做西装和中山装、准备发言稿等。按照杨朔要求,代表团出访期间,他总是留在国内负责后勤。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第一次随团出国。

推介作品主要由外委会主办的《中国文学》杂志来承担,外委会将国内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行到亚、非、东欧国家。杂志由茅盾挂名主编,副主编叶君健具体负责。

精通十几门外语的叶君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国访问时,他通常是代表团中的“高参”。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直到90年代,他在北海后门边的家都是接待文化界外宾的点,时间久了,工作人员都习惯称这里为“外交小院”。除了“文革”期间受到过影响,这个小院近半个世纪都是热闹的。

每年,作协还会主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纪念泰戈尔那次,因为作家中很少有人熟悉泰戈尔,林绍纲和同事专门去找了研究泰戈尔的专家,分析他的生平和作品,写出报告和发言稿。

丁陈事件

但作协绝非安静的书斋。

“不堪回首。改革开放前,政治斗争几乎没断过,而作协往往首当其冲。一旦政治斗争来了,只能服从。”林绍纲说。

林绍纲到作协时,正赶上丁玲和陈企霞分别提出书面申诉,要求对1955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结论给予复查。

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研究组。杨雨民、阮章竞、康濯、严文井、葛洛、黎辛、张僖组成“作协七人小组”,负责具体调查,后改为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组成的三人小组。调查组下设办公室,由丁宁负责,抽调了林绍纲等五人做具体工作。

办公室将16次批判会的发言稿打印出来,分发原发言者,逐个面谈。共约谈了133位作家,其中丁玲问题70人,陈企霞问题63人。谈话记录竖排打印在16开纸上,摞起来有近半米高。

林绍纲负责约谈康濯、严文井、阮章竞、袁静等人。在他的印象中,被约谈者都对当时的批判感到沉重。

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在修正后的书面发言稿中,绝大多数人都将“反党集团”“一股反党逆流”“宗派小集团”等字句抹去了,取代以缓和的字眼。最后得出结论,“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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