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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无数英雄竞折腰【30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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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耀九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不久前,历史剧《康熙王朝》的放映引发了郑成功后裔的非议。我想,这不单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是非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的学术问题。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我国悠久的古代历史中,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着名的有弦高、申包胥、勾践、屈原、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阎应元、王夫之、郑成功等等。到了近代,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产生的爱国主义者如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洪秀全、洪仁煊、邓世昌等等更是史不绝书,为数众多。人们对于近现代史上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容易理解,没有不同的看法,而对于古代的爱国主义却有一种糊涂的观念,甚至带有虚无主义倾向,这就是试图否定古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者,更有甚者还试图肯定历史上的卖国贼出卖主权与领土、分裂祖国的罪恶行为,把民族叛徒说成是促进民族大融合的英雄。这种论点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主义的观念。 学过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爱的国是楚国,楚国的疆域在今天的长江中游及其附近;越王勾践所爱的国是越国,其疆域位于今之浙江一带。如果我们没有历史上的国家观念,那么,古代的吴、越、秦、楚在今天都是一家人,无论是侵略被侵略,都可一笔勾销,反侵略的光辉历史和民族精神也不值一提了!但事实上,每当中华民族遭逢深重国难的时候,屈原投江而死、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总是在鼓舞着人们满怀信心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毫无疑问,它已成为全民族的宝贵的爱国主义思想遗产。 千余年来,到过杭州西湖的人,莫不对岳飞塑像肃然起敬,对秦桧夫妇鄙夷唾骂,是非观念深入人心。可是,如果非历史主义地对待岳飞与秦桧,疑义就产生了。今天,我们早已不是大宋的臣民,神州大地找不到宋、金的分界线,女真族与汉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已然都是一家人了。能否因为岳飞所爱的国家已不存在,岳飞就不能被称为爱国主义者?秦桧也不是卖国贼?这样明显错误的非历史主义论点,绝少有人公开宣扬,可是类似的论点却偶有所闻。例如:明末的叛将施琅,借荷兰水军攻击郑成功,曾受到郑成功最严厉的惩罚,可是却有人把他颠倒为可与郑成功比美的英雄。固然,爱国与卖国并非以对一家一姓忠诚与否为标准,但是,正直的人们从来不赞赏在国家被侵略、民族受凌辱之时的变节投降行为。满清消灭明朝的战争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改朝换代的国内战争,它带给被征服民族的灾难与痛苦也长期未能消除,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成了各民族人民的大监狱,所以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长期存在,直到二百余年后的辛亥革命仍然把反清作为鲜明的主题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与国家的立场是很鲜明的,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国家观念加给明末清初的人民,那个时代的国家、民族观念鼓舞着史可法、阎应元等不畏强敌,困守孤城,阻挡清军铁蹄南下。他们那种不计个人利害安危、为国殉职的崇高形象,永远为中华民族子孙所敬仰。即使在当时,也博得满族正义人士的钦佩。其他如大思想家、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也曾奋力抗清,失败后隐居不出,终身不应清廷的征召;还有势单力孤的黄道周等也誓死抗清,留得正气在人间,与洪承畴降敌求荣、为虎作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爱国志士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博得后世人民的长期敬仰。 那么,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会不会影响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兄弟民族关系呢?不会的!因为正确判断任何问题的是与非都应该“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是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是不可违背的原则。历史上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感情有它产生的特定背景,决不容许我们用现在的思想与感情去取代它。例如,今天肯定没有人把吴国同越国、秦国同楚国的对立当作现实问题来谈论,而我们要继承的是勾践那种为复兴祖国而卧薪尝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屈原忧国忧民、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绝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去替古人分忧。 文天祥、史可法的孤忠耿耿、誓死不降、公而忘私、临危不惧等优秀品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结晶。反之,那些在民族战争中贪生怕死,或逃或降,甚至认贼作父、甘当儿皇帝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尽管时过境迁,历史的洪流早已将当年的“国家”观念冲刷净尽了,当年活动在今天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早已融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情谊早已取代了历史上的互相争战,但是,历史上的民族叛徒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今人对待历史,只能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无权去改变历史的事实,即使是利用文艺形式去纂改历史、蒙蔽群众也是不能允许的。

在古汉语中,中国的“国”写作“國”。以会意字造字的特点解释,“國”字的部首“口”表示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里面的“口”表示人口,“一”表示耕地,“戈”则表示军队。合起来的意思是说,一定的领土、人口、耕地和军队是构成国家的基本条件。这种解释,反映了军队与国家的密切联系。自古以来,中华优秀儿女无不把忠诚和献身于祖国看成神圣的责任,并以此作为人生理想的行为准则。历代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也都把爱国作为自己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对我们当代军人来说,爱国不仅是一种时代使命、历史责任,也是文化担当。正因此,爱国主义是我们文化自信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

1841年的初春,江苏淮安的一位老妈妈收到了儿子从广州寄来的一件包裹和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再三叮嘱老妈妈,不要急于打开这个包裹。然而,时隔不到月余,广州方向传来噩耗,儿子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前沿阵地壮烈殉职,时年刚满六十花甲。老母和妻儿含泪拆开包裹,内置一木匣,再打开,木匣内存放的是几枚掉落的牙齿和旧衣服。不言自明,儿子在寄出包裹之前,已经下定了为国牺牲的决心。

3016.com,这位向死而生的英雄,名叫关天培,时任广东水师提督。当英国侵略者踏上虎门阵地的时候,他率兵亲临虎门炮台,誓死不退。战至最后关头,他命卫兵携带提督大印,由悬崖缒下,抄小道送到广州衙门。卫兵跪地痛哭,不肯独自离开。关天培提刀喝令:“今炮台不守,我已上负国恩,下负老母,死犹恨晚,何能他图?尔不从命,立斩!”随后,关天培和400余名将士战斗至最后一刻,全部壮烈牺牲。诗人朱琦闻讯后,即作诗《关将军挽歌》,曰:“将军徒手犹搏战,自信力竭孤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

精忠报国的南宋著名战将岳飞,是中华民族爱国英雄和忠孝双全的典范。母亲去世,他三天不吃不喝;皇帝为其营造宅邸,他坚辞谢绝:“敌未灭,何以家为?”皇帝又问他:“天下何时太平?”他回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翻开五千年中华史册,武臣不惜死,如岳飞、文天祥、关天培者,数不胜数。文臣不爱钱者,也是星汉灿烂。以“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给传统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色彩。受命赴广东禁烟之际,林则徐在广州专门给夫人写了一封家书,说:“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我是奉命唯谨,毕恭毕敬。夫人务嘱二儿须千万谨慎,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和官府佞相往来,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给妻子的这封信刚刚发出,林则徐还是放心不下,又提笔给在京城翰林院供职的大儿子写了一封家书,说:“吾儿年方三十,侥幸成务,何德何才,而能居此,唯有一言嘱汝者,服官者应时时作归计,勿贪利禄,勿恋权位,而一旦归家,则又应时时作用计,勿儿女情长,勿荒废学业,须磨砺自修,以为一旦之用。”廉可养志,廉可育人,廉可凝心,廉可生威。林则徐居官廉政,正己正人,家国情怀,昭若日月。晚年,他出任陕西巡抚,在《自定分析家产书》中说道:“田地家产折价三万银有零”“况且下均无现银可分”。这在“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朝代,林则徐实乃“不爱钱”的典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华民族的历史,正是因为涌现了一代又一代“不爱钱”的林则徐和一代又一代“不惜死”的关天培,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化才气象万千,蔚为大观,成为人们讴歌、传颂和敬仰的榜样。而无数的仁人志士和爱国将领,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岳飞从小目睹金兵的烧杀抢掠,在心中埋下了收复故土、复兴国家的种子,从军后始终铭记母亲在他背上刺写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身体力行,直至被诬陷而死。抗倭名将戚继光16岁时,家境益贫,父亲在弥留之际告诉他:“贻留给你的唯有国土。”他躬身道谢:“大人所赐,儿当誓死保卫,决不许他人侵犯。”于谦自幼就敬佩苏武、诸葛亮、岳飞等赤胆忠心的英雄人物,少年时代就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床头,并以诗明志:“富贵傥来君莫问,丹心报国是男儿”。郑成功也是从小就喜读英雄故事,熟背屈原、岳飞、文天祥的诗篇,17岁就在《孙子兵法》上题写“挥尘谈兵效古之英豪,究心天下封侯非所愿”的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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