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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 二十八、佇马太行

  太原失陷以后,晋南重镇临汾成了山西省的临时省会。第二战区和山西省的党、政、军、民各种机构大多撤退到这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后勤机构也都随着转移到此地。当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到达洪洞时,卫立煌刚晋升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已率领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移驻临汾;阎锡山也退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他们正忙于对从前方退下来的大批军队进行整编。日军占领太原后,“感到后方交通断绝,极端痛苦,于十一月十七日不得不将其疲劳已极的板垣师团及另一部向北撤退,以便到那里去补充整理和进攻我们的游击队。”①因此,山西战场上暂时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

  抗日战争初期,对八路军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展开,在地方党配合下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朱德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听史沫特莱介绍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日双方各种情况的报道和新闻分析文章中的种种观点。他听得很认真,无论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议论,他都专心地听,还不时作些笔记,或同总部其他人交换一下看法。②他十分重视了解日军的战略意图和战场动态,并把敌我双方的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制定对策。

  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一直移动在大行山区的武乡和沁县之间。大行山脉北起滹沱河,南抵黄河,绵直在山西、河北等省之间。它居高临下,地形险峻,向东可以控制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中间的盆地是晋中富饶之地;北面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邻。朱德佇马太行,便于从这里指导整个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入晋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一)自主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的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的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

  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辟敌后游击战争,是极端艰难的壮举。如果没有建立起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是根本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并得到发展的。它对整个抗战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③这个月中旬,朱德发现晋东、晋北的日军调动无常。他认为,这种调动,除了对付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游击队外,还有“向南进击,压迫华军退过黄河南岸之企图。”他提醒各部密切注意这种动向,并命令各部抓紧部队教育,“在政治方面加紧民族教育,军事方面应加紧战术、技术的教育,使大批新战士迅速的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之熟练战士”;“各级军政首长及司令、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进行军、政教育的指导与检查。”④不久,他又和彭德怀提出对日作战的十六条战术原则,发挥了他一贯主张的“迅速、秘密、坚决”这三项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和在反击多路围攻之敌时以小部牵制各路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粉碎其中一路的战术思想。⑤他关于游击战争的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也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并在十一月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这部著作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朱德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年》的报告中,对八路军为什么能坚持并发展敌后抗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第一期抗战中,虽参加不久,已尽了大力,如平型关,娘子关。第二期抗战中更起新的作用,即建立游击队和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在晋北、晋东都在敌人后方打。第二期我们三个师都在敌人后方,包围敌人,并切断平汉路。”敌后抗战的环境是极端艰苦的,“别人无论如何不能把军队放在敌人后方,而我们以实际例子起了好的作用和影响。别人争相退去,而我们则反伸向敌人后方去。”八路军的战术,不用死守的办法,而是独立自主的灵活地行动,这是在长期经验中学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朱德说:“八路军是由人民中产生的。”“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动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军的。经过各种的多次的实际行动,军民打成一家,灵活战术由此发挥了。”他说:“我们在敌人后方已立定脚跟了,建立了支点,我们在吕梁山、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的各司令部都能站着指挥作战。此等作战队伍在华北不下十余万人。”

  在山西战场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八路军方面由朱德、彭德怀和三位师长参加。

  “华北人民当时甚希望中国军队再来,八路军常去收复各城市,影响民心甚大。民众因此才能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八路军创造了七个根据地,华北抗战由混战转为坚持局面。”①日军在二月下旬发起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遭受沉重打击。当徐州会战吃紧时,日军曾想从别处抽调部队进行增援,却难以抽调。对这个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氏陈诚曾说过:“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能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②日本侵略军也深深感到八路军坚持的华北敌后抗战对它已构成巨大的威胁,认为八路军“扰乱我占领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决定“在占领区内进行肃正讨伐。”③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开始,日军以很大的决心,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它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八路军总部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加以消灭。

  朱德一行先到临汾,再在一月十三日乘火车南行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在临汾,朱德同卫立煌第一次会面。卫立煌行伍出身,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一员得力将领,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但是,他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

  对日军准备发动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底就从许多迹象中觉察到了。他们注意到:日军在晋东南修筑机场,打通公路,运送物资。频繁地调动兵力。这些情报都不断送到朱德那里。在一二九师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又发现一张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因此,当日军发起攻击前,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④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一二九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以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

  抗战开始后,他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他对朱德心仪已久,朱德也很赞赏他积极抗日的态度。在忻口会战中,他们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却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同车去洛阳,给他们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朱德对卫立煌的印象也很好。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

  朱德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作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命令他们转入外线,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由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不断袭扰敌军,破坏道路,捉拿敌探,肃清汉奸,并帮助八路军和友军搬运伤兵,进行联络,筹粮,运输,配合作战。由于事前已有准备,晋东南军民对日军的这次大规模围攻便能沉着应付,朱德说:“当时敌人的九路进攻,当敌人追到我们,近起来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惊慌的,这是在第一期抗战中是不同的地方,”“从前他们说山西的民众是顺民。现在估计起来,从前因为他们没有枪;现在有了枪,经过了我们的组织,山西的民众已经不是顺民了,也能够起来干,打仗。”⑤四月初日军出动后,一二九师主力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立刻遵令向东转移到日军合击线以外的山西麻田至河北涉县一带集结待机。朱德还派左权去沁县统一指挥三四四旅主力及决死一纵队阻击从西面进攻的日军。

  历来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要是听他训话,很少展开认真的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朱德只是想在会上了解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和打算,以便研究八路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做些统战工作,发展团结抗日的形势。他带去一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送给白崇禧一把日本指挥刀,送给何应钦一头军犬。⑥蒋介石在“训话”中虽然没有改变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但他当时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他不让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退过黄河。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这个时期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枪毙。

  各部已遵照总部命令作好了迎击准备,但到四月六、六日,却发现日军部署有所变更:各路日军放慢了进攻速度,南面日军停止北进,转向南攻,进犯阳城;另一路日军转向河南,进占该省的温县、孟县。鉴于这一变化,朱德决定暂不发表已经起草好的动员和部署反围攻的训令。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日军得到一个错误情报,误认为刚从晋西脱险人陕的卫立煌将从垣曲渡河回山西,所以重新调动部队,准备再次截击卫立煌。⑥事实上,卫立煌到陕西后,接到蒋介石的通知,要他去洛阳开会,卫决定乘机绕道延安,拜访毛泽东等后再去洛阳。⑦此时已在去延安途中。当日军发现情报不准确后,重新发动向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当时,日军正向河南、安徽进攻,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估计山西的国民党军队可能退过黄河,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下一步究竟向南去河南发展有利,还是向东去河北、山东发展有利,一时还没有确定,但比较倾向于向河南发展。王明、周恩来等建议八路军在长江、黄河之间的鲁、豫、苏、皖地区发展,并要求将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处长彭雪枫调去河南工作。⑦毛泽东也主张把一一五师转入豫鄂西地区。⑧他曾考虑把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边、陕甘、鄂豫陕边及湘鄂赣边六个地区作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冀南、热冀边、大青山等几个地区作为辅助区。⑨因此,向河南发展是很重要的一步。在会议期间,蒋介石有一次同刘伯承谈话中,曾表示有意让一二九师去鄂豫皖地区,刘因为不了解朱德曾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讨论过八路军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所以,没有向蒋表示态度。以后,朱德才知道这件事,但已失去同蒋进一步商谈的机会。⑩在这次会上既然确定阎、卫所率军队不过黄河,八路军也就改变了主力向河南发展的这个打算。

  四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命令左权、刘伯承指挥各部以机动、坚决、勇敢的精神,乘日军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朱德对八路军各部的指挥,可说是得心应手,但对东路军友军部队就很难如此。

  洛阳会议还决定要反攻太原。按照这个计划,八路军担负着截断同蒲铁路北段及正太铁路、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的任务。但反攻太原的计划没有实行。

  因此,他必须分别准备两种对部队和民众动员的工作纲领。⑧四月十日,南路日军先头部队进占沁源、虒亭、襄垣一线,即将向北发动进攻。八路军总部从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马牧村。这一天,朱、彭向东路军友军将领发出《粉碎日军围攻的战役战术指示》,考虑到友军不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指示比较具体,要求他们:“应乘其进攻我军时,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在敌未进入利害循环变换线时,采内线作战姿势,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一路,余路箝制之。如已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则应由间隙中转入外线,袭击敌侧后,仍以各个击破之。”“敌之任何一股前进时,我军应以小部,以一连或一营为单位,采取运动防御之姿势,配合本地自卫军。游击队,昼夜袭击,疲劳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而消灭其一部。”⑨朱德还发布了《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并协助地方政府切实动员民众作好战斗准备。

  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武汉去了一次,蒋介石问他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伍袭击津浦铁路,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回来同朱德研究后,他们认为可以策应徐州会战,并向东发展,决定“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袭扰。”(11)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的部下抽调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把其中两个团配属给一二○师,四个团配属给一二九师(邓小平在一月十八日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他命令一二九师在这四个团到达指定地点后,由宋任穷率领一个支队,乘平汉路、津浦路敌军空虚的机会,深入到冀南活动。这个支队的任务除配合徐州会战外,还要在这个平原地区“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为今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朱德谆谆嘱咐刘伯承等,要正确地使用拨归一二九师指挥的友军部队,给他们以必要的照顾和帮助,不要使池门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也不要把他们使用在过分艰苦的境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求各部做到以热烈、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自大,看不起友军;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防止友军中有些人以吃喝、金钱等来引诱八路军指战员走上邪路。(13)这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是阴历春节。这一天,卫立煌同他属下的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到八路军总部驻地向朱德等人拜年。这一天风和日丽,马牧村的土墙上贴满了“欢迎劳苦功高的卫总司令”等标语,在村口还挂上横幅。欢迎会上,朱德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下在忻口战役中的表现和功绩。卫立煌在讲话中也表示很钦佩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14)卫立煌还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里去工作,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记者的赵荣声(即任天马)被卫要去当他的秘书。(15)这以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氏谈;有时关着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六中全会前,朱老总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代要留下保存好。”(16)朱德也经常送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卫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同朱德的友谊也日益加深。

  大行山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它的优势,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处处给八路军以帮助。在朱、彭的统一部署下,各路日军到处都遭到中国内线部队的猛烈拦截阻击,一时不敢深入。

  从抗战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初,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卫立煌与朱德的关系当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大多同八路军也能友好相处。甚至连后来积极反共的朱怀冰、石友三等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曾要求八路军给以帮助,要求朱德派人去他们的部队传授抗日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争的经验。

  四月十一日,南路日军北进至下良镇。这一路日军是这次围攻的主力,由骄横的苫米地旅团长指挥。苫米地在日军中是一员善战的猛将。这年二月间,朱德在临屯公路上就曾同他交过手。他因比北路日军先攻入临汾,曾得意地写信给他女儿说:“天皇因我先人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起来了,你看我象不象墨索里尼?”⑩朱德早已判断这路日军有经沁县、武乡进攻榆社的可能。他们在进占沁县后果然向武乡进攻,在十三日占领武乡县城。朱德准备在武乡、榆社间夹击消灭这股敌军。

  二月十六日,阎锡山、卫立煌电约朱德面商就任“右翼兵团总司令”(即东路军总指挥)问题,朱德感觉到“其中似包含蒋(介石)意不使八路军过黄河南岸之企图。”(17)所以朱德和彭德怀向中央书记处建议朱德不去晋东而由彭德怀前去指挥。(18)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去晋东指挥,朱在后方较妥”,并提出:“准备以一二九师出安徽,请周(恩来)、叶(剑英)注意选择适当时机向蒋提议,但此刻时机未到,还不要提。”(19)二月十七日,朱德赶赴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同阎锡山、卫立煌等会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朱德看到阎锡山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知道他因为丢了太原,军队也垮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鼓励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军队垮了,不得了,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是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是让开点和线,退到敌后打游击,让敌人去占领一些点和线,分散他们的兵力;它越多占领一些地方,补给线越长,那样我们就越有机动的余地,可以越打越强。不要以为你那旧军垮了怎么样,旧军还有底子,同时要赶快组织新军。

  沁县和武乡县城失陷后,八路军总部的处境相当艰难,经常处在敌军的包围中,需要不断地移动驻地;而朱德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再无别的部队。

  希望你阎长官和我们一起坚持敌后。(20)在土门会议前,阎锡山、卫立煌已经决定将第二战区的部队重新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西路军主要是重新集结在晋西的晋绥军,会后,阎锡山将他的指挥部转移到晋西吉县去指挥这支军队。南路军主要是卫立煌指挥的集结在晋南的中央军,准备在同蒲铁路南段同日军作战。东路军分布最广,包括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和滞留在晋东南敌占区或接近敌占区的中国军队,其中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在一次转移中,朱德率总部来到漳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三面都是敌军,一面又是临河,情势非常危急,朱德立刻决定把总部移到漳河对岸去。当时河水猛涨,渡河很困难。他披着雨衣,亲自在河边察看水势,决定让水性较好的孙泱泅渡过河去联络部队,还要他带过去一根大绳子,固定在对岸。随后,朱德一手抓住马尾巴,一手抓住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渡过漳河,脱离危险,并同附近部队取得了联系。(11)在武乡、榆社附近的东路军友军部队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和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朱德命令朱怀冰部集结在榆社、武乡一线两侧的云簇镇附近;武士敏部除在驻地阻击敌军外,以一部向沁县方向游击;曾万钟部以一部向武乡以北边战边退,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附近山地,待日军通过武乡后,立刻猛烈尾攻,同朱怀冰部夹击日军。同时,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三四四旅一部迅速赶到战地参战。(12)由于有的友军没有按照朱德的指示行动,这次夹击计划没有实现。

  土门会议上决定,由阎、卫拨出七个半师(主要是滞留在晋东的军队)归朱、彭指挥。(21)因此,东路军除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外,还辖有: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等部队。(22)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卫又坚持要朱德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一职;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致电毛泽东表示,决心同彭德怀一起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这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23)二月二十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准备去太行前线。随行的除十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二百人。彭德怀比朱德早一天乘车带了一部电台先去长治。

  苫米地部日军进抵榆社后,因为群众空舍清野,破坏道路,又退回武乡。

  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北路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展比较顺利。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直和一个主力旅正在晋西南活动,随时可以给南下日军以打击。晋南还集结着卫立煌部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朱德在临汾时曾同卫立煌商量过对日作战的对策。卫接受朱德的建议,准备在灵石县一带利用韩信岭的险要地形,好好打一仗。因此,对北路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是有所准备的。而东路军在敌后广大地区分布很散,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还在正太铁路一带活动,原来担负正面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自溃。所以,当东路日军在二月二十日攻占长治并沿临(汾)屯(留)公路西进时,沿途并没有足以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这一路日军对临汾构成最大的威胁。

  四月十四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按总部计划跳出日军合击线外隐蔽待机的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负责人,指出从榆社退回武乡的日军,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退回长治,一是去子洪地区救援被友军武士敏部包围之敌。

  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到达当时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作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大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当他知道这个县的县长邓肇祥是共产党员后,很高兴,应邀向该县的政府工作人员、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骨干、武装自卫队员以及个别开明士绅讲了话。

  命令他们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打一个歼灭战。(13)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接到总部命令后,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下,在四月十五日傍晚飞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原来在武乡的日军刚从这里带了辎重骡马弃城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退去。刘伯承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把他们夹击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日军被截为几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回头救援,又遭到八路军顽强堵击。激战到当天黄昏,共歼灭日军下元熊弥(第一○八)师团的柏崎联队和苫米地(第一○四)旅团的工藤联队及炮、骑、工、辎各一部,共二千二百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并缴获一部枪枝和其他军用品。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苫米地因这次战斗失利而受到处分。(14)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打得很艰苦,并付出了相当代价,伤亡八百余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叶成焕的在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这是八路军的重大损失。朱德以非常悲痛的心情,亲自前去向叶成焕的遗体告别。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二十二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答复毛泽东的询问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24)当天深夜,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作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25)那时,朱德身边只有二百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

  在粉碎日军围攻的战斗中,根据地的民众已经起来,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说:“老百姓也学会了,知道打得不对就要避一避,打胜了就要追。”“我们消灭他零零碎碎的,合拢起来便是一个大胜利。”“虽然不是全靠游击队,然而游击战是创造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却是不可否认的。”(15)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样,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便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到四月二十六日,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阳城、沁水、长治、高平,晋城及河北涉县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即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二月二十四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乓,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26)但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任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军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因此,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27)第二天,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臼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彭(彭当时不在总部),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但他最担心的仍是东路日军,指出:“进入府城之敌欲用间进急趋手段袭占临汾”,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该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28)他又通知在临汾的刘少奇、杨尚昆(北方局书记),吴溉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负责人)作好转移的准备。(29)下午三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30)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31)下午四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32)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大后方的很多人,包括对中共和八路军友好的外国朋友,纷纷向八路军驻武汉等地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站稳脚跟,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晚上七时,敌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并致电彭德怀请他迅速向总部靠拢。这时,从临汾派来了五个营援兵,布置在尧店一带。在日军继续西进时,朱德派他身边的那两个连同尧店的友军夹击日军。这两个连从侧面袭击日军,取得成功,还夺到两门炮和几挺机枪,但正面的友军不但没有出击,反而被日军突破了防线。因此,这两连撤退时,无法将战利品带回,营长刘鹏负了重伤。(33)日军继续向临汾迫进。

  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这些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并得到八路军派出的先遣部队和军事干部协助,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发展起来。八路军总部并已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扩展。

  二十六日,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来报到,这是一支新扩建的部队,除班长以上人员外,全部是徒手新兵,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朱德决定由这支新兵袭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这些新乓“以手榴弹突然猛袭,很勇敢的一致冲入,完全获胜。计缴获步枪三支,军毡二百余床,大衣、食品甚多,文件数捆,新式通讯灯一,烟幕筒一,六五弹千余发。”(34)又一次打击了西进日军。但临汾终于在二月二十八日失陷。

  晋东南粉碎“九路围攻”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毛泽东等就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要求八路军和当地党组织,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政府,“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16)发展平原游击战,表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又跨出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大步。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那样少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在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在第二年撰文说:“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苫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35)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朱德曾生动描述过这段经过:“他(指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很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去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36)“同时他也不能过河,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整个的队伍在敌人的后方,他不敢过河,他只有退回来。”(37)当东路日军进入临汾时,北路日军曾几次攻击军渡、碛口等黄河渡口。

  毛泽东来电的第二天,朱德不失时机地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迅速派兵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四月下旬,先后成立冀南军区和晋冀豫军区,由宋任穷和倪志亮分别担任司令员。以后,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也先后来到冀南,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并积极向山东发展,逐步形成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被日军看作后方交通动脉的同蒲、正大、平汉、津浦、德石、陇海等铁路和华北各地的战略要点都处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威胁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动向。如果日军在这里突破黄河河防,就可以进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为了防备万一,朱德和左权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及当地群众介绍了对付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扼守黄河口守兵应少;(二)坚壁清野要做得好;(三)扼隘口并作运动防御;(四)腰击侧击,占领要点埋伏,以手榴弹掷之;(五)尾迫截击;(六)彻底破坏道路;(七)动员群众与游击队四出袭击扰敌;(八)防敌烧杀。(38)这时候,毛泽东又获得一个重要情报,说华中地区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奉召回国反映了日本战略计划的变更:准备停止在东南的动作而用全力肃清黄河以北,并向西北发展。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要他们调动部队西移。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队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并告诉他们。“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39)这时,彭德怀已回八路军总部。朱、彭联名回电表示:现在留在晋东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归我们指挥,此时决不能离开此地。同时,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在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全省的日军也不过四万人,要想大规模进攻西北是不可能的。何况目前敌正集中主力在徐州会战。要想转移乓力到华北,扫清八路军,进攻西北,也得等到攻下徐州以后,至少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表示:到了真有必要的时候,八路军可以西渡,保卫陕北,目前仍希望去太行前线指挥作战。(40)第二天,他们率领总部转移到安泽县的南孔滩村暂驻。

  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回延安前,朱德一直佇马太行,从这个地区指挥着华北各地敌后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期间,八路军总部驻扎时间比较久的是武乡县的王家峪。现在,八路军纪念馆就建立在这里。

  张闻天、毛泽东、任弼时十分关心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彭德怀的安全,在三月三日联名致电朱、彭:“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主张朱、彭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在前方指挥,也只宜留在吕梁山脉等不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41)四日,毛泽东又电朱、彭问:“总部现在何处,朱、彭是否已会合?”“望考虑总部取何道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为便利,如临汾以南现尚无敌,是否迂道临汾以南回来。”

  除积极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外,朱德还令第一二○师的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进据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根据地;(17)派第一二○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根据地。(18)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华北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三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已在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仍按四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破坏,使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朱德、彭德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困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19)除经济上的困难外,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开始,八路军在政治上遭遇的麻烦也日益增多。当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阎锡山放弃了大片国土;而当八路军赶走日军,在敌后艰苦地创建起大块抗日根据地后,他们却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来“收复失地”。对此,朱德说:“这是意料中的事。”

  (42)

  (20)他提出:加紧发动民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说明日军随时有可能转移兵力来华北,从积极方面去转变或减少那些来争夺地盘的人的军阀割据和偏安一时的心理;强调团结,在群众中造成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舆论,揭破挑拨离间者的阴谋,肃清汉奸。(21)并发出训令,要求各部加强训练干部,加强政治工作和党员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22)对于八路军的今后任务,他提出:第一,发动广大的民众;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第三,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抗日根据地(如冀察晋(23)边区,晋西北区,晋东南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区等);第四,与各方友军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坚持华北抗战;第五,坚持华北抗战,抑留华北敌人,把华中、华南的敌人调动到华北来,以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第六,积极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求改变敌我形势,聚集许多大小的胜利,最后达到全国战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24)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后,日军把下一步主攻目标指向武汉,暂时不能抽出更多兵力到华北战场对付八路军。朱德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八路军,扩大敌后根据地。但是,这个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上年十一月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提出了一系列违背中共中央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干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华中敌后工作,对华北的工作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决定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知朱德回延安参加会议。

  朱德、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在三月七日再电中共中央,申述他们东进太行的主张,指出:“现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共有三十余万人,分东、南、北三路。(43)东路由朱、彭指挥,在此时不宜过河。并提出:“八路军总部准备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沁县,在那里召开东路军少将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以求得友军同八路军的行动大体一致。要求中共中央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44)三月九日,毛泽东电复朱、彭,同意在目前阶段,八路军主力暂不过河,在不被敌隔断的条件下,配合友军作战;但必须巩固吕梁山脉,布置好太岳山、王屋山地区工作,以保障将来转移便利。(45)同一天,朱德等致电一二九师领导人,重申:“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我们确定方针。(46)”三月十日,朱德率领总部向太行山进发、途经安泽的英寨,屯留的良马、中村、西村,沁县的郭村、白家沟,在三月十五日到达沁县的小东岭。那时,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太行山区站稳脚跟。朱德在半年后说过:“我们当时在东路上差不多有十个师。我们也不去打他(指日军,作者注)。我们在山里开会,教育我们,讲一条一条的战略战术,同时也补充了自己,把群众也组织了起来,统一战线也做得很好。”“我们把战略战术说清楚了,大家有了胆子。”(47)小东岭在沁县县城东南约十五里。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朱德在这里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三十多个友军将领参加这次会议。(48)由于交朱德指挥的南路军卫立煌部的几位将领同时参加会议,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次会议称作东、南两军将领会议,沁县是决死一纵队纵队部和山西第三行政公署的驻地,该纵队政委、公署主任薄一波也参加了会议。

  朱德在七月五日离开总部动身回延安。他准备顺路拜访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加强团结合作关系。在途经日军控制的沁河流域时,他觉得这里地形复杂,粮食也多,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就致电彭德怀、左权,要他们派人到此地加紧工作。(25)十二日,他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所驻的沁水县端氏镇,应邀在该旅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结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的形势和该旅情况,讲解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

  会议由彭德怀作报告,要点是:(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另外,对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作了详细说明。(49)朱德在会上讲话,着重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问题,还讲了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问题。(50)会议的议程是:(一)报告、讨论目前战争形势与任务;(二)改善部队政治工作与健全组织;(三)确定与统一民运工作方针及敌军工作方针;(四)确定作战方针,建立根据地,武装民众;(五)由东路军开办地方工作、敌军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训练班。(51)这五天的会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会前,友军将领因为临汾等重要城镇相继失陷,阎锡山等逃往黄河西岸,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缺乏信心。通过这次会议,对坚定敌后抗战信心、稳定友军情绪,起了很大作用。

  八月上旬,他到达山西垣曲辛庄的卫立煌驻地,受到卫立煌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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