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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南阳事件:粟裕大将险死于自己人之手3016

  “到哪儿去?”

10月,刘英、粟裕的浙南“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境不期而遇会师。

  粟裕感到为难。他虽从中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

“挺进师”随即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创建苏区根据地。这支红军在闽浙边界进进出出,来回作战。同年4月,开辟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刘英提议由闽北的黄道同志担任三块根据地的书记,黄道乃1923年入党的“老资格”。但因一时联系不上黄道,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来自中央苏区的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由于各游击队电台都已破坏,失去与中央及上级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遵义会议,“临时省委”只能日后再报中央与上级核准。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1935年1月底,新败的抗日先遣队残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中央分局根据政治局1月15日电令,责成闽浙赣省委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全师538人共拥有长枪445条、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

  平阳会师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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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1934年7至8月,中革军委派遣寻淮洲、粟裕的红七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十军会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到极大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被捕。

  国民党军行军时、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就事先在岔路口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后,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红军游击队的伏击圈,吃掉它。

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粟裕吸取在浙西南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杭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在粟裕领导下,把原来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征收“抗日捐”。这样不至于激化矛盾。个别不交抗日捐的,红军就写信警告。警告之后仍旧不文者,则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

联席会议上,针对国民党组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国民党军力对付红军游击队,而各红色游击区自失去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后,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形势很为不利的情况(《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认为如果浙江、闽东、闽西三区取得密切联系,哪怕只在战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应,也会有利得多。

  12 月14 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围圈,红军发起攻击。但红军在当时毕竟不善于正规作战,加之三个师之间配合不佳,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闽浙边“临时省委”

3016.com,  红十军团在粟裕和方志敏率领下,于1935 年1 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

  哨兵见没有什么破绽就放粟裕他们进了据点。

  粟裕率部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县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据此向东南和东北发展,直至东海之滨。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由于种种原因,身为先遣队重要指挥员之一的粟裕并不了解先遣队北上的真实意图。

  到1936 年11 月,粟裕领导下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多公里。在这一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

  刘、粟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倒是粟裕将直接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斗争。

  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7 月17 日,陈济棠的部将张达被蒋介石收买,转而反陈,陈济棠被迫离广州逃往香港。

  7 月15 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

  (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决定相忍为党,相忍为革命,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样,对粟裕的斗争才告结束。

  粟裕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但条件有三。其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其二,红军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国民党地方当局要给补充弹药、给养;其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游击队不进城。

  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粟裕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刘英对粟裕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粟裕监视起来,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粟裕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去联络接应,均未能联系上。

  挺进师南下,首先必须通过国民党布置在信江以北的几道封锁线。部队在粟裕率领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一天七十公里的急行军,巧妙地通过了封锁线,胜利到达闽赣边境。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粟裕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绅士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

  粟裕想起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反第一、二、三次“围剿”和朱德、周恩来指挥反第四次“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粟裕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靠游击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这里情况又有别于当年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朱毛会师形成红军主力。在战争中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因为中央苏区有相当力量的主力。而浙西南的红军则不具备主力优势。这是一支游击队,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在正常情况下,一次至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

  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红军游击队通过群众掌握了地主乡长的行踪。这一天,地主乡长出门了。

  西安事变暴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内部乱作一团,极为惊恐,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剿共”的嚣张气焰。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区乘势获得一次较大幅度的发展。

  地主听到这消息后,笑笑说:“想惩办我,量他们还没有这个本事!”

  罗卓英的部队于8 月间开进浙江。他的“围剿”部署是: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五个团在西南,部子举“剿共军”的四个团在西北。

  面对如此众寡悬殊的情势,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关系重大。

  粟裕十分震惊。但他还是执行了刘英的命令,把叶飞扣押起来。

  严重的危机。

  挺进师当时只有五六百人,但战斗力极强。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在把叶飞押送省委的路上,遇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身。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尚未尽除,党内仍存在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做法来处理党内矛盾,造成矛盾激化。叶飞如被押送到省委,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他要求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

  “从哪儿来?”

  闽浙赣苏区的刨建者是中国革命史上英名远播的方志敏。

  叶飞脱险回到闽东,闽东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罗卓英是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员充实,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发展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罗卓英手下的师、团长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著名人物。

  闽东方面对刘英的做法有疑虑和反感。

  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中共的周恩来,来自南京的蒋氏代表宋美龄进行谈判。宋美龄承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先头部队沿中路斩关夺隘,在粟裕率领下于上半夜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一带。粟裕一边同省委和省军区联系,一边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从1935 年9 月到1936 年6 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一度丧失,但沥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争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罗卓英的三四十个团的“围剿”,未能奈何粟裕的这支千把人的队伍。

  粟裕认为情况紧急,不能再迟延了,必须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保安团对付不了浙西南的红军,蒋介石决定调其主力部队来“围剿”。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在斗争粟裕的会议上,刘英把粟裕转战闽浙边境,给黄道写信、叶飞中途脱身,都说成是参与“分裂省委”的活动。把粟裕与自己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粟裕进入浙江之初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

  7 月13 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西南问题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各职。

  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了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双方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有气,发生了一些误会,以致产生了矛盾。

  1 月16 日,方志敏和粟裕商定:敌情紧急,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

  这件事加深了刘、粟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敌人是虚张声势,他们并没发现游击队员们。为了不挨冷枪,敌人不敢向前搜索。

  国民党军依仗人多势众,先派出地主武装打头阵,计划先用地主武装扰乱和消耗挺进师,然后出动主力,一举聚歼。

  方志敏亲切地看望先遣队的将士们。苏区的人民热情欢迎先遣队的将土们。

  挺进师下设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的规模相当于连,但都是团级干部担任领导。

  两广事变,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和注意力。“中央军”从浙南调走,敌情逐渐缓和。针对当时情况粟裕及时调整了政策,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和刘英分工合作,协同战斗。刘英带领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粟裕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工作比较顺当。后来,刘英带的小部队组成突击队,粟裕带的部队组成牵制队。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山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6 月9 日,陈济棠出兵湖南。

  1936 年秋,刘英以省委名义给活动在闽浙边境的粟裕迭去一封信,要求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刘英还派来一支武装部队监督执行。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粟裕不赞成刘英的意见,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也不符合组建临时省委的初衷。

  在乎阳会合的红军游击队共四五百人,和1935 年初挺进师进浙江的人数相当。但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战士已不太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已血洒浙南..

  怎么办呢?

  挺进师主力进到浙西南地区的外围,了解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已经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斗争。国民党的堡垒林立,罗卓英的主力部队虽已集结,但国民党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仍在继续“清剿”,敌情仍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也认为,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下令进剿,企图把红军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在革命转入低潮之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其认识并不十分明确。

  粟裕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没有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有革命传统,浙江有些地区的地形对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有利。从全局来看,当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主力红军吸引在北上途中。长征路上是主战场,相对而言,浙江的国民党力量比较空虚。并且还有几个在南方坚持战斗的老苏区,可以和挺进师相互支援。先遣队在浙江没能站住脚跟,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挺进师接受先遣队的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就可以在浙江站稳脚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几个基点连结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游击根据地。

  “上芝溪头集中。”

  后来,比游击红军强大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血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严重摧残。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粟裕回顾浙西南的游击战争历程,产生了一些想法。

  粟裕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指导,结合南方游击战争实际,经过无数次作战实践,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从9 月中旬开始,罗卓英血洗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直到次年6 月“两广事变”爆发。

  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福建省寿宁县与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闽东特委会合,遂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组织部长,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陆大英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临时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经常分开活动,刘英实际主持临时省委的工作,他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

  起初,粟裕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可是,刚过了三天,他就带着小部队回来了,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大部队一起走。

  9 月下旬,粟裕率部从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在敌人两个师的结合部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边境。

  4 月下旬,挺进师被敌人合围在斋郎地区。国民党部队有三千多人,五倍于挺进师。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部一千二百人从东北进攻,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深部一千余人从东面进攻,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从东南进攻。

  临时省委应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但作为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刘英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留叶飞在省委工作,藉以把叶飞调离闽东。

  挺进师进入福建边境,突然遭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伏击。这次战斗,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保安团打坏了。从此,挺进师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针对这种分歧,刘英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馄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1934 年7 月初,红军面对的局面已相当严重。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在红军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懂中国国情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懂军事而指挥革命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①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9 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 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7 月14 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回师韶关,通电限陈济棠24 小时内离粤。

  这次“示威”给了敌人保安团队以有力的打击,但也过早地暴露并消耗了浙西南红军的力量。

  12 月4 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亲自督战,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把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北“剿共”。

  鉴于李德胜叛变,粟裕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自己率部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黄道本不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叶飞和闽东党组织已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所以刘英只能“声讨”而已。

  红军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罚款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

  5 月21 日,红军袭击龙游溪口,镇压了国民党的一个公安分局局长。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从此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刘英主要坚持在浙南地区,粟裕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为挺进师规定的任务是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他运用在井冈山跟毛泽东学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他要求将士们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浙西南的群众觉悟了,行动起来了。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一个局部的高潮。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积极拥护。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被摧毁,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躲过了这股敌人,国民党的大部队压过来了。

  许信馄坚持要执行刘英的决定。

  有时,游击队面对几路强敌的围攻,就利用敌人之间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有一次,大雾笼罩着山岗,粟裕率领的游击队处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粟裕环顾左右,命令战士同时向两面山脚下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发起反击时,粟裕率部队悄然地从一侧秘密转移出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残杀。

  后来,少数突围的将士辗转找到了先头部队,粟裕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人的重围,由于众寡悬殊,又兼红十军团指挥失当,除一小部分突围,大多数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是依靠群众。

  在中国人民的这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之中,有着粟裕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粟裕说,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抗日先遣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粟裕和刘英率挺迸师向浙南进军。根据形势的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粟裕率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后移至浙南。

  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元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蒋介石从西安生还之后,加紧了对红军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 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浙南游击战争,从1935 年初开始,到1937 年9 月中旬与国民党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逮捕以后,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他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这个指挥部最初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至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的共产党武装力量。7 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蒋介石必欲消灭浙西南的红军。

  粟裕在浙南领导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茶的时候,蒋介石却因为大逆不道而被张学良困在西安。

  (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

  粟裕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于是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会合。

  挺进师军事和政治攻势齐下,地主武装不到半天就全部瓦解。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挺进师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战友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前四个月的斗争进展比较顺利。

  三年游击战争,处境十分艰苦。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次“围剿”更为严重。

  由于红军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游击基点,打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进入游击基点。游击基点的群众基础好,封锁消息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没有问题。然后,待侦察好敌情,作好了新的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

  牵制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发展新的游击区。

  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蒋介石的方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志向相矛盾,而且危及张、杨部队的生存。

  (3)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国,不为敌人所合击;

  红军侦察员在半路上把他抓了起来,向他交代政 策,要他限期交款。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通知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再以后就是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的消息。

  3、4 月间,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迸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辗转作战,后来又游击于龙泉河以南。先后打了大小十几仗。

  刘英此前也给黄道写信联系过,当他得知粟裕给黄道写信的事后,刘英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还有一次,敌人把粟裕的队伍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敌人据点拦住。粟裕情急生智,要战士们化装迷惑敌人。那时,红军的军服和国民党的军装一样都是灰色的,就是帽子不同。粟裕和战士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在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走去。

  叶剑英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当粟裕把上述想法同刘英商讨时,刘英认为粟裕的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因而甚为反感。

  国民党军纠集了大批保安团队,并调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

  1938 年3 月间,粟裕率游击总队从浙南出发,奉命赴皖南,行军一个月, 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由于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被敌人打坏,从此粟裕他们便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召开遵义会议,清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浙南的党组织无从知晓。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

  龙泉河南岸有一条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游击队过公路时,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结果还是让敌人跑掉了。不久,却引来了更多的敌人。

  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共有四百多人,主要是怀玉山突围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此外还有一些康复后的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四百多人之外,闽浙赣省委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

  (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

  粟裕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断定敌人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游击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1936 年6 月,“两广事变”发生。粟裕和刘英在消息阻隔的情况下分别 ① 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90 页。

  粟裕和部下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有一次,他率部连续转战三天三夜,到了秘密游击基点,他一觉睡了四十个小时。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学生要求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张制止学生的行动,否则格杀勿论。

  罗卓英非常狡猾,他查明红军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闽浙边境后,并没有派数万大军追赶不足千人的游击队,而只派出大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游击队,几十个团的主力仍旧死死围困住红军的游击根据地。

  面对这个现实,粟裕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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