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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 二十四、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后,三大主力红军演化;及西路军、援西军历史简述》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达维地区会师后,对两大红军主力今后的战略去向问题,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与把持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发生分歧。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于6月26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所做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28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两河口会议后,29日,中央政治局当即又召开常委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并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面同意中革军委北上作战计划,但会后,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即提出‘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在杂谷脑,召开干部会议,诋毁中央路线,挑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关系,策动他的支持者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党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无理要求,但为了党和红军团结,于7月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又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参谋长为叶剑英。此后,张国焘才肯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红军总部在8月3日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

  徐向前回忆道:

左路军:卓克基和以南地区的红军第5军团、第9军,第31军、第32军、第33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以及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④。

右路军:毛尔盖地区第1军团、第3军团、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为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在当时这个历史时期以及后来时期,跟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包括右路军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8月4日至6日,党中央在毛尔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通过《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决议,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8月15日,左路军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 8月18日,右路军由毛尔盖出发,向班佑开进。这就是红军一过草地的历史情况。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8月底,左右两路红军先后到达阿坝; 班佑、巴西地区;此时。空前的危机向党和红军逼来,张国焘不但拒绝两路红军会合迅速北上,顽固坚持南下主张,导致了党和红军的历史上严重的一次分裂。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20余天后,9月10日凌晨,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红1军团、红3军团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明确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并数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南下的危害,劝其率左路军北上;9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同时把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5人军事团,领导红军工作。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9月13日,红一方面军和中革军委继续北上,17日攻克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在此休整,红一军团改为一纵队,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红3军团改为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蔡树藩任政委;27日战领直罗镇,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向陕北红军靠拢。随后,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于陕北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四方面军再次二过草地南下四川、西康边境。

  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1935年,9月中旬,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发布命令,令左路军第5、第9、第31军;以及右路军第4军、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南下部队不顾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 这就是红军二过草地。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潘县卓木碉宣布另立‘党中央’,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通过成立‘第二党中央’的组织决议;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浦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至此,公然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 这是导致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又在百丈关地区,红四方面军严重失利后,退却到名山西北地区,以及天全、芦山、丹巴、宝兴等地。这些地区人烟稀少,数万大军补充日益困难,冬装更无法解决。在1936年2月,敌集中中央军6个师和川军部队,大举进攻。张国焘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决定红军向西康方向转进,去甘孜、康定。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政策,即告失败。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得到完全证实。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2月11日之23日,红四方面军撤离上述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时值严寒季节,红军战胜缺粮、缺氧、风雪、严寒等困难,翻越海拔近5千米、终年积雪的折多山脉党岭山,至4月上旬,到达甘孜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经过长时间连续行军作战,减员很大,已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减至4万余人。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1936年7月,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红四方面军会师,遂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同时,在党中央的帮助下,张国焘终于同意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正式宣布取消了伪中央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开始过草地北上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北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左纵队由贺龙率领,于7月3日从甘孜出发; 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发;右路纵队由董振堂率领,7月10日,从随靖、崇化地区出发,负责后卫通过茫茫数百里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四、红二方面军行动。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破产,党中央的团结方针取得胜利。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西北局,发布了《岷战役计划》;夺取这些地区。 至此,红二、红四部队红军,胜利到达甘南地区,控制了8座县城。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遥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

1936年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作3个纵队继续北进,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10月2日攻占会宁,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之清江驿、界石铺于原中央红军1军团会师。9日红四方面总部到达会宁。10日,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 9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宁大会师,结束了红四方面军转战1年零7个月的万里长征,此时,红四方面军仅剩下3万余人。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三大红军会师前后,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役’正在胜利发展,进一步扩大陕甘苏区。会师后,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东征。 在东征胜利的1936年3月1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公告》,宣布东征的目的是准备对日作战。随后,为发展胜利,分兵南下北上作战。再随后,左右两路军向中间靠拢,红一方面军回师西渡黄河回返。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

在1936年5月,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第81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打击反共的‘两马’部。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 红四方面军西征 ]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镇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全国解放初,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

  四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

  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20)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由于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己指日可待,四方面军便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全军经过整编后辖六个军约二十八个团。为了在北上途中侦察道路、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同陕北主力红军会合作出贡献。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

  但当地物产贫瘠,征集到的食品仍很有限,因此,要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分配给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有几两,不足的部分要靠野菜等代替。朱德自己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由他亲自带队,从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还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部门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21)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日子里,举行纪念大会,并由朱德倡议,举行了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22)。

  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党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来电,表示对他们“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23),这使朱德感到欣慰。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的时机也很有利。六月中旬,党中央根据两广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等部被调南下、甘南地区敌军空虚的形势,来电指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时,“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24)。二十五日又来电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

  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同时说明:“胡宗南业己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25)四方面军在六月二十五日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迅速北进,乘虚出岷州地区的决定。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拢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象,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前来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26)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27)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28)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天,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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