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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人”杨登瀛的传奇人生

1927 年。

2009年11月2日,民革南京市委组织文史工作委员会委员前往“广东山庄”调研视察,在视察过程中笔者惊异地发现“民国一代名谍”鲍君甫的坟冢。鲍君甫何许人也?他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局前身)驻沪特派员,是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一员得力干将。然而,他却在背地里帮助共产党,还帮过共产党的大忙。但令人惊奇的是鲍君甫并不是共产党人,更不属于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有刊物称其为“中共特工”,与“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并称为“四杰”是不严谨、不准确的。鲍君甫仅是一个“两面人”而已。何为“两面人”?即一面做着国民党当局的官,一面又帮共产党的忙,两面讨好,两面得益,谁也不得罪。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帮过共产党大忙的“两面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应该为他留下应有的一笔。 

  风云突变。

中统干将八面风光 

  继“四一二”政变之后,武汉政府内部的投机政客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假“左”派也动摇起来。首先公开叛变的是夏斗寅,接着,许克祥在长沙叛变。6 月29 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命令他的部队和共产党分裂。7 月15 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正式与共产党决裂。

鲍君甫,广东中山人,1893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五卅运动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两人是同乡,渐成莫逆。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杨剑虹上任后便拉鲍君甫入伙。然而鲍君甫入伙却不来南京,还打着调查科的旗号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领馆和青帮等各种势力之间。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有了名头的鲍君甫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上海滩上摆得平、玩得转的名人。 

  一时,武汉三镇,白色恐怖笼罩。

自杨剑虹自杀后,痛失“师长”的鲍君甫遂改名为杨登瀛,至于为何改名还要换姓,可能是为了纪念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吧,这也说明杨登瀛是一个极重感情、极重江湖义气的人。公共租界巡捕房头目兰普逊在与其打过多次交道以后,深知杨的能量和与各方面的关系,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说话”,以拉近与杨登瀛的关系,可见杨在上海滩的影响力。杨登瀛取得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名义后,搬进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后了解到共产党还送了一辆小汽车给他。徐恩曾到上海时就喜欢住在他家里。杨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共产党“窝点”时,都能查到一些“情报”,还能够将中共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甚至逐期将中共中央发给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调查科,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达的一些工作方针、政策或对形势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项工作的具体指示。但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视,每次必抄报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深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 

  “七一五”政变之日,国民党军阀何键,带着人包围了陈赓特务营驻地,把机枪架在房顶,对着陈赓的门口,逼着他把特务营交出来。

不仅如此,杨登瀛还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调查科。杨每次怀揣情报“硕果”到南京来,徐恩曾都要指派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请杨到安乐酒家、世界饭店等高档大饭馆吃饭。家父张国栋1928年5月进入调查科,与其同事4年。据家父晚年回忆,他曾多次应张冲和顾建中的邀请作陪,在与杨登瀛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杨常常是滔滔不绝,喜形于色。 

  陈赓见状,呼啦就把特务营拉出来。

为除掉中共叛徒 

  “我说姓何的,你听着,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有种的你往前迈一步我看看,咱们枪口对枪口..”

他提供机密情报 

  何键的人越集越多。

早在鲍君甫尚未改名、混迹上海滩时,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养山的至交。杨剑虹拉其入伙时,他征求陈养山的意见。这位陈养山表面上是混迹江湖之人,但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属于江苏省委领导。陈养山将此情况汇报后,中共江苏省委便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兹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化名王庸)找陈养山谈话,了解具体情况。在向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后,周认为:鲍君甫在政治上虽不甚可靠,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确实需要这样的“内线”,并决定留住这条“内线”,必要时,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掌控。 

  陈赓站在房顶上,放开嗓门大骂起来。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之后,陈赓又声情并茂地讲开了。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我北伐军的官兵们:你们当中,有不少是我的同学,有的是从平定滇桂叛乱、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中结下的朋友,我们一起爬过山,涉过水,一起趴过战壕,又一起来到北伐军。我真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把我特务营团团围住,要我们交出枪,这是为什么?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正当我们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叛变了革命。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你旧恨未清,又添新仇;你身上的血迹未干又被人戳上了几刀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围困陈赓的官兵,被陈赓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何键干生气,说又说不过他,理屈词则穷;骂也骂不过他,词穷气不壮;冲又冲不进去,急得何键干瞪眼。只能干嚎叫:“把枪交出来!再不交我可要开枪了!..”

“他对我党的贡献颇大” 

  这枪到底该不该交?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争执。最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陈赓含着委曲,被迫交出了特务营,只身离开特务营,离开汉口。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7 月20 日,陈赓伴随周恩来秘密从武昌起程,乘船来到南昌,谋划有关起义部署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为鲍君甫出具过的一份证明中称:“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我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也于1952年出具过一份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的负责同志……”从当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提供的情报是多么的及时和准确。 

  8 月1 日,不屈的共产党人在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等领导发动下,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陈赓在起义总指挥部负责保卫工作,随后又在贺龙的第二十军先头第三师六团第一营任营长。他率领部队一路打到江西会昌地区。原计划在两翼发动攻击的部队没有按时赶到,陈赓所率一营成了孤军深入,打到弹尽粮绝,被迫撤退。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撤退途中,突然敌人的机枪一阵扫射,陈赓左腿连中三颗子弹,膝盖、胫骨、腓骨三处被打断,鲜血顺着裤筒往下流淌。他倒下了。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这时,敌军又扑上来。陈赓急中生智,脱掉身上的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田沟里,鲜血染红了浊水,浸泡着尸体。这些尸体、呲着牙、裂着嘴、瞪着眼、握着拳头。他们当中有起义军的人,也有国民党的人。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搜查的敌人走近了,看到遍身是血的陈赓,在他身上连踢几脚,见没反应,以为他已停止呼吸,转身便走了。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陈赓怕敌人施计,仍不敢睁眼,躺在血泊中摒着呼吸装死。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好久好久。他忽然听见一声轻轻的呼叫:“陈营长..你还活着?..”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陈赓睁眼一看,原来是三连一班组长卢冬生。

一个与共产党毫不相干的人,只因受了共产党的恩惠,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共产党“告密”,除了说明他重感情、重江湖义气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颗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没有杨登瀛将情报及时送出,如果让叛徒们的阴谋得逞,那么,共产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将会被严重破坏!所涉及的领导人就会惨遭杀害!那么,中共的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 

  “你..冬生,你也活着?”陈赓激动地抓住冬生的两只手。

杨登瀛被捕以后 

  卢冬生憨憨地笑笑:“嘿嘿,我没有受伤,我是见你受伤滚进稻田,也就跟下来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 

  陈赓一把抱住卢冬生:“我的好兄弟!..”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为了表示痛改前非,杨登瀛改回原名鲍君甫。从此鲍君甫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首都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但徐恩曾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从此鲍君甫风光不再。 

  “来人了!”卢冬生轻轻地惊叫一声。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鲍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一阵枪声逼近,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又返回来了。“快装死”!陈赓对卢冬生说。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鲍君甫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鲍君甫立即被逮捕。审讯时,鲍君甫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鲍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鲍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于是两人又滚到死人堆里闭上了眼睛。

回南京之后,鲍君甫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咔嚓,咔嚓,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走到陈赓身边,先用枪托打了两下。

鲍君甫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鲍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鲍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鲍君甫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1969年鲍君甫去世,享年76岁。

  陈赓憋着气。

  “我看这人好像没死,干脆再戳他两刀算啦!”一个士兵说。陈赓一听,完了,这下彻底没命了。

  这时又有人说:“不许违反纪律!”

  陈赓听了,不由得一怔。这声音好熟!他睁开眼睛偷偷一看,“啊,这不是大刘吗?”他兴奋极了,连忙说:“我是陈赓!大刘!”

  原来这次返回来打扫战场的,是起义军部队。

  大刘和战士们连忙将陈赓扶了起来。

  会昌战斗结束后,部队折向福建汀州、上杭地区。陈赓因伤势严重,便坐船前往汀州,与起义军一部分伤员一起住进傅连障办的曾进福音医院。

  伤未痊愈,陈赓又随军行动了。

  九月的南方。热浪滚滚。

  陈赓随部队来到广东汕头。此时他的伤腿化脓,体弱气虚,被送进一家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卢冬生被派到陈赓身边陪同侍候。

  一天,卢冬生来到街上,发现街上国民党兵荷枪实弹,满街抓人。卢冬生感觉不对,扭头往回跑。

  原来,起义军为避开敌人主力,半夜就紧急撤退了。部队临走时曾派人去医院通知陈赓,那人临危而逃,使陈赓和卢冬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卢冬生气喘吁吁地跑回医院时,一群国民党兵已涌进医院来搜查了,一个个伤员从病床上被拽下来抢走了。

  好险哪,陈赓差点被认出!

  搜索的国民党兵走了,卢冬生的心仍在怦怦直跳。

  可是躲过了国民党兵的陈赓,却遭到日本人的冷遇。这天,一个日本大夫对陈赓说:“你是共产党,我们对你的安全不负责任。”陈赓被赶出医院。

  正当陈赓走投无路时,一位好心的护士小姐搭救了他。

  “我要救你。”那护士走到陈赓踉前,小声说。

  护士小姐冒着杀头之险,帮助陈赓脱离了险境,坐船前往香港。

  迈着沉重的伤腿,陈赓刚上船不久,一伙巡捕赶来搜查。

  巡捕一见到陈赓,就用怀疑的口吻说:“你一定是汕头失败的共产党!”

  “不,先生,我是潮州人,在潮州电报局做事,不幸被一颗流弹飞进办公室打中了腿,潮州没有医院,特来汕头医治!”陈赓机警地用不太熟练的潮州话回答。

  巡捕被陈赓蒙混过去,走开了。

  香港。高楼矗立,万家灯火。

  卢冬生搀扶着陈赓,走过一家又一家餐馆、旅店、医院,又被一一赶了出来。

  最后,卢冬生把陈赓背到了厕所,这才歇了一口气,不觉肚子饿极了,对面就有一家西餐馆。陈赓与卢冬生开玩笑道:“真想吃顿西餐啊。”卢冬生是个厚道人,听说后马上叫人送来一份西餐。那人跟着他走到厕所跟前,以为他是开玩笑,将他一顿臭骂,丢掉饭盒就跑了。

  怎么办?陈赓摸摸口袋,恰好还有二十元钱。他对卢冬生说:“走,我们到上海去,那里有党组织。”

  卢冬生上街去打听到上海开船的时间。

  “一小时后就有去上海的船!”卢冬生回来说。

  一上汽艇,人家发现陈赓是打仗受的伤,就百般刁难。他只好让他们敲去五块钱的竹杠。

  上了轮船又遇到麻烦。人家说他有病,就是不卖给他船票。多亏一位好心人的劝解,陈赓和卢冬生才坐上了船。

  轮船离开香港,又折回汕头装货,又有许多人拥挤上来。

  一小时后,船离开香港。陈赓和卢冬生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一个熟悉的人影在他眼前一闪而过,那不是三师师长周逸群吗?陈赓一阵兴奋,却故意拿起一张报纸对卢冬生说:“这报纸上的消息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听见,抬头一看,见是陈赓,猛然一惊。两人一阵好笑,便互诉离情。

  “我被他们俘虏了,但没认出我是周逸群,于是我又逃了出来。”周逸群小声说道。

  两人一路亲切交谈,不知不觉到了上海。

  上海。

  一片白色恐怖。

  陈赓回到上海,见到了久别的妻子王根英。

  新婚即别的这对患难夫妻又重逢了。见到陈赓那化脓的腿,王根英泪流满面。她立即把陈赓送到上海一家最有名的骨科医院——牛惠霖兄弟骨科医院。

  牛大夫误认为陈赓是偷东西时摔伤的,说什么也不肯收留。

  王根英苦苦哀求:“牛大夫,你看这腿,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你就行行好吧,这里边已经长了蛆..他年纪轻轻的,可不能没有腿啊!..牛大夫,你是上海有名的骨科大夫,求您行行好,收下他吧..”王根英泪水盈盈,牛大夫仍不为所动。

  “我再问你一遍,这腿是怎么受的伤?”

  “下雨修房,风大雨急,一不小心从三楼掉下来摔的。”王根英回答。

  “摔伤多久?”

  “三十多天!”陈赓说。

  牛大夫好像探得了什么假象,从鼻孔里发出几声笑来:“不要瞎编了,为什么受的伤,我心里明白。”

  情急之中,王根英打开包袱。“牛大夫,这儿有三百大洋,求你收下他吧!”

  不说还好,一说更加重了牛大夫的怀疑。

  “不义之财,我牛某人分文不取。今天,我就是不收你们!”

  当王根英与牛大夫争执时,坐在椅上的陈赓一言未发。见牛大夫将他怀疑成小偷,他苦恼极了。心想:与其被人怀疑为强盗,还不如直言相告。他从牛大夫的言谈中已看出牛大夫是个刚正不阿的人。

  于是,陈赓说道:“牛大夫,你的眼光果然厉害。不过对我这条腿,你怀疑错了。我并不是坏人,更不是强盗,我是南昌起义的营长,陈赓。”说着将受伤的经过也讲了出来。

  牛大夫听完,深受感动:“你是陈赓?”牛大夫激动地说。

  原来这牛氏兄弟是宋庆龄的亲表兄弟,一向同情革命,如今听了陈赓的叙述,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宋庆龄。

  误会消除了,牛大夫紧紧抓住陈质的手,连连道歉:“恕我刚才太冷漠无情了。兵慌马乱,实不敢轻信。我虽然还不信仰你们的马列主义,但我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同情你们的遭遇,表姐也曾嘱托:凡有起义军伤员来此求医者,严加盘问,精心治疗。”

  宋庆龄得悉陈赓负重伤,立即千叮万嘱,要牛大夫一定治好陈赓的腿。

  牛大夫仔细检查了陈赓的伤口,只见腿己严重化脓,流血不止,他欲言又止。

  “牛大夫,请直言相告吧,我是军人,什么都挺得住。我这腿,到底怎么样啊?”陈赓见状,立刻问道。

  “这腿恐怕难以保住啊!得截肢保命。”牛大夫只好实话实话。

  王根英一听,哭出声来。

  陈赓听后也愣了一阵。“牛大夫,我从不求人什么,可这次我要求你了。

  要知道,我是军人,军人要带兵打仗,不能没有腿啊!”

  牛大夫望着陈赓那期待的恳切的目光,半天才说道:“那..即使设法保住了腿,恐怕也是个瘸子。”

  “不管怎样,只要保住我的腿..”陈赓乞求道。

  “那好,我一定尽心尽力全力保住你的腿。”牛大夫说。

  在牛大夫的精心治疗下,陈赓的腿奇迹般地保了下来,又奇迹般地一天天好了起来。

  一天,宋庆龄专程来到医院看望陈赓。宋庆龄的来访引起隔壁一国民党军官的好奇。他故意探身往里屋望,想看看到底这屋里住着什么人。

  真是冤家路窄,这位团长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他一眼便认出了陈赓,便与陈赓攀谈起来。陈赓只好临时瞎编滥造一些故事。可这根本骗不过这位团长,好半天这人才走开了。

  陈赓当即立断,未跟牛大夫打一声招呼,就请一位也住在这家医院的自己的同志背着他迅速逃出医院。

  等那位团长再来,陈赓已不见人影。

  几天后,陈赓在街上碰到牛大夫。牛大夫立即握住陈赓的手,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辞而别?”

  陈赓小声地把那天的情形告诉牛大夫。牛大夫听后,连连跺脚:“唉,都怪我,早该给你找间好一点的房间!”

  告别牛大夫,陈赓又一拐一拐地走了。

  上海。

  周恩来的秘密住所。

  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在床上翻来复去仍无睡意,他在记忆的脑海里,搜索着特科负责人的合适人选。

  中共待科组织成立于1928 年5 月。本来顾顺章是特科负责人。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周恩来发现此人身上毛病不少,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又太热衷于恐怖、绑架、暗杀活动,长此以往,必酿大错,必须找一个信得过的助手。

  周恩来又习惯性地拿出放在枕边的爱妻的照片,邓颖超正微笑地看着他呢。

  突然,周恩来好像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亮,翻身起来:对了,就是他!

  陈赓,不是很合适的人选么?怎么就把他给忘记了呢?周恩来拍拍自己的脑袋。

  说起陈赓,周恩来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在他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一次,突然接到未婚妻邓颖超的电报,说她要来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当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便托陈赓替他去码头迎接未婚妻。陈赓手拿邓颖超的照片,跑到码头,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着邓颖超,可他怎么也没对上号。原来邓颖超下船后,不见周恩来的人影,自己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见邓颖超,又惊又喜,连忙问:“你是怎么摸来的?我不是派人去接你去了吗?”

  邓颖超正疑惑间,只见陈赓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周恩来忙介绍,“这是小超,这位就是前去接你的陈赓。”

  陈赓见状,说:“怎么,尊夫人自己找来了?”说完,三人哈哈大笑。

  周恩来抚摸着照片上的邓颖超,想起这些甜密的往事,会心地笑了。

  对!陈赓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在黄埔军校时就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南昌起义中又在政治保卫处工作,他有地下斗争经验,还专门赴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

  想到这些,周恩来再也无法入睡,立即下床,叫来军委秘书白鑫,两人驱车前往上海牛惠霖骨科医院。

  可陈赓早已出院。周恩来和白鑫只得返回。一路上,白鑫还在念叨:完了,这到哪去找他呢?

  两人刚一进办公室,就有人说道:“伍豪,刚才宋庆龄先生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姓王的先生要与你见面!”

  原来,这王先生就是陈赓。他离开医院后,即通过来庆龄打听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周恩来正纳闷:“哪位王先生?”不一会,陈赓推门而进。周恩来又惊又喜:“是你,陈赓!”师生久别重逢,格外兴奋。

  黄埔江畔。

  轻风拂面。

  周恩来和陈赓并肩走着,两人谁也没说话。还是陈赓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开门见山地问:

  “伍豪,这次准备给我安排什么工作?”

  看到陈赓那副急切的表情,周恩来说:“我想让你做老顾的副手,参加中央特科的保卫工作?你看怎样?”

  陈赓抬头看了一眼周恩来,说道:“这两天我看了特科的一些材料,也和几个同志聊了一下,发现老顾那套工作方法有些片面,他太热衷于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了,而忽视了情报工作!”

  周恩来不停地点头。又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陈赓满怀信心地回答:“有,我准备组建情报科,我就来当这个科的科长,日后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周恩来高兴地说:“好!这可是你毛遂自荐,自己要干的,干不好,我拿你问罪!”

  只见陈赓一个立正,举起手来,作了一个标准的敬礼姿式:“报告首长,我愿立军令状!”

  周恩来看了不禁笑了起来。

  从此,陈赓化名为王庸,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同时担任顾顺章的副手。每当顾顺章因事外出时,就由他代理顾顺章的职务。

  在陈赓领导下、情报科迅速发展壮大,一大批优秀的同志加入了情报科。

  李克农、潘汉年等后来都成为杰出的情报工作人员。

  陈赓还编写了一部很详细的特工知识教材。他经常带领手下的人到上海西郊的一处密林中,进行实弹演习,给同志们讲授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跟踪、脱险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的方法等一系列有关课程。

  一天,陈赓带领学员来到郊外树林,给学员讲如何快速准确而又先发制人地使用手枪。

  这时,一个队员问:“王科长,你能否给我们表演表演?”

  “是啊,给我们露一手吧!”队员们纷纷要求。

  “好!你们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陈赓把三支手枪分别插在腰间、裤兜、腋下,然后,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抽出手枪,只听叭!叭!叭!三声枪响,树上的枪靶应声落地。队员们眼都看直了,佩服地说:“真不愧为神枪手啊!”

  陈赓还为红队举办短期训练班,训练队员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熟悉敌人警宪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等情况;学习化妆术,以便能够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译密码等等。

  红队队员很快熟悉了业务,红队又称打狗队。红队队员中既有生龙活虎的小子,又有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个个体格健壮,反应机敏。他们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为处置叛徒和营救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8 年秋。

  上海。

  丽都剧院门前,人头攒动,这里即将上演一部美国新片。离开演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人们就陆陆续续来到剧场门外等候。只见一位算命先生正在给一些人算命。他一边嘴里说着,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剧场铃声一响,他立即撤掉摊子,换上衣服走入剧场。这位算命先生就是王庸。原来,今天恽代英、彭湃、杨殷等几位同志假借看电影之名准备秘密集会。王庸亲自担任这次集会的保卫工作。刚才他假装算命,就是为了观察,看同志们是否已到。

  看到同志们陆续进入剧场,王庸便在最后一排离出口处不远的地方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会儿,电影开始了,场内灯光媳灭。今天上演的是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的片于。卓别林的表演滑稽幽默、维妙维肖,观众被深深吸引住。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声笑语。

  此刻,恽代英、彭湃等却无暇顾及银幕情景,正坐在后边靠墙角的一排座位上悄声议论着,交流着。

  突然,灯光四起,电影中断,从门外涌进一群英国巡捕和几个便衣特务。

  只听他们高声叫道:“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是来搜查一批非法集会的共党分子,请大家协助!”

  观众惊恐万分,场内一片混乱。

  这时,王庸走到一位巡捕探员面前:“老张,又有公干了,来,我替你把守一个出口,咱们一起清查共党!”

  这位探员正忙得不可开交,不知如何应付局面,听王庸这么一说,满心欢喜:“啊!是王先生,好,有劳你了!”

  只见王庸搬来一把椅子,迅速把住出口处,大声叫道:“诸位,请准备好证件,请接受检查,别让共党溜掉!”恽代英等早已明白王庸的意图,立刻纷纷向王庸这边涌来。

  待同志们已涌到他跟前,王庸又故意将身子一歪,人群一下都涌出剧院门外,王庸也趁机溜掉了。

  王庸跑到街上,跳上一辆电车,又换了几次车,到傍晚才辗转回到中央特科机关办公室。得悉同志们都安然无恙,他才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回到家,妻子王根英早已准备好饭菜,正焦急地等着他。看到桌上摆着他喜欢吃的湖南菜,他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肚子早咕噜咕噜地叫起来。于是抓起筷子就香喷喷地吃起来。

  王根英在一旁看着他那副吃相,不禁笑出声来。

  “看你,慢慢吃,小心噎着!”

  “我就喜欢吃你做的菜,一辈子都吃不厌!”

  夫妻俩正说话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陈赓忙说:“是自己人,快开门!”

  王根英连忙起来开门,特科“红队”队员小刘气喘吁吁地走进来。

  “老王,你们快走。一会儿巡捕房要来抓你们来了!”

  王根英听罢,立即进里屋拎出一只大皮箱,对陈赓说:“老王,你收拾一下快走吧!”

  陈赓无限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搬家了,妻子跟着自己受了太多的惊吓,早已习惯了这一切。

  陈赓迅速地把所有文件都收拾起来,三人迅速离开房间,钻进早已等候在门外的一辆黄包车。

  等巡捕们赶到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第二天,王庸照样出没于国民党军、警、宪特之间,听他们谈论着:

  “你说玄不玄,明明见他进去了,你堵门一抓,没了。”

  “听说他会飞檐走壁,你上哪去抓?”

  “抓什么?真正的共产党员你抓着几个?也就是随便抓几个老百姓交差了事。”

  王庸听到这些传奇的议论,或点头,或微笑,或跟着掺和几句,借机打听点消息。

  就这样,王庸凭着机智和勇敢,时而以国民党要员的名义,时而以富商阔老板的派头,时而以外国巡捕探员的身份,置身龙潭虎穴,出入各种公开场所,与敌周旋,秘密地掩护着党中央和同志们的安全。敌人见面时都亲热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认定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陈赓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过程中,陈赓又把注意力放在打入敌特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上。

  一天,特科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养山对他说起这样一件事:

  “我有一位好友名鲍君甫,与我同乡,自幼留学日本,交际很广,与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关系密切,杨剑虹投靠陈立夫的特务机关后,便要鲍君甫也来当国民党的侦探。鲍君甫不想投靠国民党右派,但又碍于好友的面子,不便一口回绝。那段时间,我正好住在他家,他便常与我谈心,谈及此,他很苦恼。”

  陈赓听到这里,立即站起身来,对陈养山说道:“太好了,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

  第二天,陈赓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信息,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上级的批准。

  在陈养山的引荐下,陈赓与鲍君甫作了两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鲍君甫一开始还犹豫不决,听了陈赓的开导,激动地表示:愿意接受杨剑虹委派的差事,只要对人民有益,我鲍君甫都愿意干!

  鲍君甫成为我党建立后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化名杨登瀛,与陈赓保持革线联系。

  杨登瀛进入调查科以后,立即与国民党要员进行接触。在交际活动中,他时常捉襟见时,但又不好意思向陈赓说明。这情况很快被陈赓知道了,陈赓立即设法等到一笔巨款交给杨登瀛,随后又专门为他配备了一辆福特小轿车,并派在苏联受过训练的连德生给他当保镖,专门负责他与陈赓间的联络。

  从此,杨登瀛俨然一幅阔老板的派头,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谈吐高雅,学识渊博,立即获得众人的好感,掌握了国民党大量机密,为我党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上海地下党的得力助手。

  这天,杨登瀛路过英国租界,一英国巡捕迎了上来:“杨先生,我们探长要见你!”

  这探长便是兰普逊。陈赓曾让杨登瀛送以重礼,因此兰普逊与杨登瀛关系非同异常。

  未等杨登瀛进屋,兰普逊便迎了出来。两人一阵寒暄之后,兰普逊突然神秘地凑到杨跟前,悄声说道:“昨天有一对中国夫妇来到新闸捕房,向法国巡捕房古邦探长自首,供出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共浙江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罗亦农,他们还答应提供一份有三百多名中共在上海的地下人员名单,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兰普逊又接着说:“我想我们既然是好朋友,我把这一消息先告诉你。

  等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以后,还请杨先生在上海当局面前多美言几句,多付些酬劳给我们的探员,你看怎样?”

  兰普逊说得轻松得意,杨登瀛听了却心惊肉跳。不过他很快便镇静下来,问道:“能提供这样有价值的情报,这两个人一定来头不小,不知姓啥名谁?”

  “我也不清楚,只听说他们都姓何,都在中央内部工作。”

  两人又拉扯了一会。

  从英国巡捕房出来后,杨登瀛即令连德生火速驱车赶去军委办事处。他一步跨进屋里,只见彭湃、陈赓等人都在座。

  “君甫,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把你给急的!”彭湃说。

  “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杨登瀛一口气把刚才兰普逊给他讲的情况说出来。

  大家听了,大吃一惊。叛徒到底是谁呢?大家一时也想不起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克农说道:“临时中央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何家兴,他妻子叫贺芝华,会不会外国人‘何’、‘贺’发音不分,都以为姓何呢?”

  经李克农一提醒,彭湃说:“对,何家兴夫妇都留学过苏联,回国后曾给罗亦农当秘书,他们还掌握了上海地下党员干部登记表,看来他俩的嫌疑最大。”

  1928 年4 月15 日上午十时,罗亦农从上海英租界戈登路何家兴家里走出来,几个巡捕和便衣便扑了上去,罗亦农当场被捕。

  第二天,上海中外报纸纷纷刊登出:“首要已擒,共祸可熄”的消息。

  得悉罗亦农被捕完全是何家兴夫妇事先与英巡捕房勾结谋划的,陈赓愤恨地说道:“必须立即行动,坚决惩处这一对叛徒,以免带来更大祸害!”

  几天后,罗亦农同志英勇就义。

  在罗亦农牺牲后的当晚深夜,在何家兴的住处附近,陈赓和李克农带领几个红队队员趁黑摸到何家门口,李克农带一个队员在一楼口警戒,陈赓带其他队员迅速上楼,破门而入。这时,何家兴从梦中惊醒,翻身下床,摸出手枪,刚想举枪,陈赓一挥手中驳壳枪,子弹连续发出,直射何家兴胸部、头部,何家兴当即倒在血泊中。其妻贺芝华钻到床底躲起来,也受重伤并打瞎一只眼睛。

  与此同时,旅馆外面燃起震耳的鞭炮,掩护同志们安全撤离。这对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转眼到了1930 年4 月。叛徒黄第洪秘密写信给蒋介石,信中称蒋介石为“蒋校长”,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并告密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址。陈立夫首先看到这封信,看过后立即批徐恩曾办,徐恩曾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杨登瀛,要杨登瀛到南京路邮局,与黄第洪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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