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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八章 希特勒的秘密著作

1928—1931

1925—19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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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com,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1928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3*?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10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1928年11月16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18至20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SS。听众约有1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10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10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1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新年前夕,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欢度除夕之夜。希特勒拒绝了。晚会开始后,一位姑娘叫这位摄影师再给元首打个电话试试。出于霍夫曼的意外,希特勒竟答应前来,“但只呆上半个钟头。”人们焦急地等待他前来,尤其是女宾们,因她们谁也没见过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着长礼服,非常潇洒,”霍夫曼写道,“那时,他的头发尚未下垂前额,头发虽然不浓,却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宾们特别赏识他的小胡子。
  一位漂亮姑娘将希特勒引到檞寄生树下,吻了他(按英国风俗,檞寄生树被用作圣诞的装饰品,圣诞节那天,凡走过檞寄生树下的女人,谁都可与她接吻——译注)。“我永远忘不了希特勒脸上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这位妖艳的姑娘也感到,自己过于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一筹莫展,咬着嘴唇,强忍怒气。他一抵达,使室内本来就有点拘谨的气氛此时立刻冷下来了。”霍夫曼试图一笑了之,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在不是发生在岁数较大的客人身上。不过呢,希特勒先生,你会与女士们交好运的!”此语并未使希特勒高兴。于是,他便与众人客气地、冷冷地告别。
  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发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10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气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在这一准备阶段和与世隔绝的阶段,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却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与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汉夫施坦格尔等人,常一起乘车到乡下兜风。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一精选出来的圈子之外的举动,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说。一来是因为生气,二来也是对党的分裂表示关切。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灭亡不可。
  在给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会见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间小屋内进行的。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不知道审判的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那家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们的一伙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还强”)。然后尖酸刻薄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起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故,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次日,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卍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6000~7000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家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尽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其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仑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按我们的建议行事,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发明创造似的。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厚颜无耻地借人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对问题往往待启发展到无法容忍、情况紧急时才在最后一分钟突然作出处理。原因是,他的行动不像他的思维和演讲那样条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欢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吹牛拍马的人。不过,谁也不会完美无缺,他也有不少伟大之处。很明显,谁也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对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施以昵称“你”的罗姆,可以说是在钦佩和鄙视间进退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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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即“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双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9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9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他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21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致“常常围着她的屁股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门。”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11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可与她结婚。”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冒险家或骗子之手。”
  在两性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17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你好吗?”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他?”)。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17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啊?”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那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他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穿长裤真是受罪。他从前就是在零下10度的气温里也常穿皮短裤走来走去。它给你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莫里茨公寓”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座落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他写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试音板”是当了他的私人秘书的赫斯(每月工资300马克)。在写社论时,他还常请教一位并不积极反犹的前编缉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父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使他免除”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将删去的东西复原,不理睬汉夫斯坦格尔的苦口气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观”。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国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嘛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分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16岁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
  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20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引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何拉西奥·阿尔吉尔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帐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详尽阐述(虽然为自我服务),却也使读者洞察了席卷德国全境的人民运动的浪潮。
  自出狱以来,由于忙于党的政治事务,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被掩盖了。这本书是阐述这种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将这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诚布公地讲明,他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双目失明那一章 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战:“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无可讨价还价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等。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且以上帝的名义。“所以,本人相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干的是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增长,《我的奋斗》的有关章节在军队中受赞赏,而本书的作者就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化身。

(3)

(3)

  1929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2100万*?,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600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1924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1930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21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雷同。”原歌词大意如下: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斯特拉塞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的政治哲学可追溯至史本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他身强体壮,为人友善,既能运动群众,又能动员个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繁荣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斯特拉塞尔对工人阶级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独裁领导者控制。
  9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对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斯特拉塞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以求得组织上和在宣传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们也批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阐述具有纲领性的政策——包括近乎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一名才华横溢的29岁青年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替下了做事慢条斯理的希姆莱,当上了斯特拉塞尔的秘书。他身高只5英尺多一点儿,体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细小的身躯又遭小儿麻痹症的摧残,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有各种天才:他的文章文笔流畅;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尔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1921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11月4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24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2月14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尔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斯特拉塞尔简短地、神精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3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4)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2月23日,韦塞尔终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12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冲锋队员喊“在!”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3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4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7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却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尔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交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年轻的斯特拉塞尔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开惩罚叛逆者,而是支持将奥托的党员一一开除出党。6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领导”,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它将一如既往,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论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鸟协会,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别,新的德国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无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便这样做了。后来,斯特拉塞尔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退党,但只有24人响应,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他弟弟永远是个逃兵。我弟弟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斯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引起了报界的轰动,但在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人,一心只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党内身居高位,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面让他难堪时,他也尽力将他们的分岐减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使自己出党似的。现在,互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将于9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街道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译注)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团心理及自我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剧烈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6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 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600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盅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1927年3月5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8时3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
  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200名褐衫党徒,在2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圈老鹰卍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敌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讲演,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品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讲演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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